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国库储备逐渐减少,乾隆朝后期,国库空虚,财政危机日益凸显。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清廷不得不增加赋税、摊派徭役,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为清代后期的财政崩溃埋下了隐患。
侵蚀吏治,助长贪腐之风
官场的奢靡之风,与贪腐之风相互交织、相互助长,严重侵蚀了吏治根基,导致官场风气日益败坏。官员们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必然会疯狂地搜刮民财、聚敛财富,而贪腐所得,又进一步用于奢靡享受,形成了“奢靡导致贪腐,贪腐助长奢靡”的恶性循环。
乾隆朝后期,贪腐之风极为盛行,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们相互勾结、相互包庇,贪腐行为无处不在。和珅专权期间,更是将贪腐之风推向顶峰,卖官鬻爵、贪腐敛财成为常态,和珅本人的贪腐所得,就达数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廷数十年的财政收入。地方官员更是疯狂地搜刮民财,在赋税征收、河工拨款、赈灾物资发放等环节中饱私囊,欺压百姓、巧取豪夺,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
贪腐之风的盛行,严重侵蚀了吏治根基,导致官员们无心政务、一心敛财,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办事效率低下,推诿扯皮、敷衍了事成为常态。同时,贪腐之风也导致官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了争夺利益,官员们相互倾轧、相互陷害,官场陷入混乱,严重影响了清廷的行政效能,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
加剧矛盾,动摇统治根基
官场的奢靡之风,最终的受害者是百姓。官员们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疯狂地搜刮民财、聚敛财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
当时,官员们通过增加赋税、摊派徭役、兼并土地等方式,疯狂地搜刮民财。江南地区的盐商与官员相互勾结,垄断盐务,抬高盐价,欺压百姓;北方地区的官员,在赋税征收中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百姓往往“一年劳作,所得无几,仅够缴纳赋税”;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生活困苦,流离失所。
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生活困苦不堪,必然会引发百姓的不满与反抗。乾隆朝后期,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如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最终被清廷镇压,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清廷的统治,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同时,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盗匪横行、民不聊生,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不复存在。
败坏风气,阻碍社会发展
官场的奢靡之风,不仅侵蚀了吏治根基,更败坏了社会风气,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攀比奢靡、贪图享受的不良风气,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官场奢靡之风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都以奢靡为荣、以俭朴为耻,富商巨贾争相铺张浪费,士绅名流相互攀比炫耀,普通百姓也纷纷效仿,追求物质享受,不愿辛勤劳作。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导致人们的思想懈怠、精神萎靡,缺乏进取精神与创新意识,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同时,奢靡之风也导致社会财富的浪费,大量的财富被用于铺张浪费、奢靡享受,而不是用于农业生产、手工业发展、文化教育等有益的事业,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逐渐衰退。此外,奢靡之风还加剧了贫富差距,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为清代后期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四、遏制乏力:王朝衰落的必然宿命
面对官场日益盛行的奢靡之风,乾隆帝也曾采取一些措施加以遏制,如严惩贪腐官员、倡导节俭、整顿吏治等,但这些措施最终都流于形式,未能从根本上遏制奢靡之风的蔓延。乾隆朝后期,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不仅是乾隆帝个人统治的失误,更是封建官僚制度内在弊端的必然结果,是王朝衰落的必然宿命。
治标不治本:遏制措施流于形式
乾隆帝虽然意识到了官场奢靡之风的危害,也曾采取一些措施加以遏制,但这些措施往往治标不治本,未能触及奢靡之风滋生的根本原因,最终都流于形式。
一方面,乾隆帝对官员的奢靡行为,往往采取“选择性打击”的方式,对宠臣和珅等人的奢靡、贪腐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加以庇护,而对其他官员的奢靡行为,也多以“小节”为由不予深究,导致遏制措施缺乏公正性与权威性,无法起到震慑作用。例如,浙江巡抚王亶望因贪腐、奢靡被查处,但和珅等人的贪腐、奢靡行为,却始终未被查处,这种双重标准,使得遏制措施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另一方面,乾隆帝采取的遏制措施,多为临时性的行政命令,缺乏长效的制度保障。例如,乾隆帝曾多次下令倡导节俭,禁止官员铺张浪费,但这些命令往往缺乏具体的执行细则与监督机制,官员们阳奉阴违,表面上遵守命令,暗地里依然铺张浪费。同时,乾隆朝的“养廉银”制度,原本旨在遏制贪腐、规范官员俸禄,但最终却沦为官员们的额外收入,不仅未能遏制贪腐、奢靡之风,反而助长了官员们的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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