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国库储备逐渐减少，乾隆朝后期，国库空虚，财政危机日益凸显。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清廷不得不增加赋税、摊派徭役，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为清代后期的财政崩溃埋下了隐患。
侵蚀吏治，助长贪腐之风
官场的奢靡之风，与贪腐之风相互交织、相互助长，严重侵蚀了吏治根基，导致官场风气日益败坏。官员们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必然会疯狂地搜刮民财、聚敛财富，而贪腐所得，又进一步用于奢靡享受，形成了“奢靡导致贪腐，贪腐助长奢靡”的恶性循环。
乾隆朝后期，贪腐之风极为盛行，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们相互勾结、相互包庇，贪腐行为无处不在。和珅专权期间，更是将贪腐之风推向顶峰，卖官鬻爵、贪腐敛财成为常态，和珅本人的贪腐所得，就达数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廷数十年的财政收入。地方官员更是疯狂地搜刮民财，在赋税征收、河工拨款、赈灾物资发放等环节中饱私囊，欺压百姓、巧取豪夺，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
贪腐之风的盛行，严重侵蚀了吏治根基，导致官员们无心政务、一心敛财，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办事效率低下，推诿扯皮、敷衍了事成为常态。同时，贪腐之风也导致官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了争夺利益，官员们相互倾轧、相互陷害，官场陷入混乱，严重影响了清廷的行政效能，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
加剧矛盾，动摇统治根基
官场的奢靡之风，最终的受害者是百姓。官员们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疯狂地搜刮民财、聚敛财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
当时，官员们通过增加赋税、摊派徭役、兼并土地等方式，疯狂地搜刮民财。江南地区的盐商与官员相互勾结，垄断盐务，抬高盐价，欺压百姓；北方地区的官员，在赋税征收中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百姓往往“一年劳作，所得无几，仅够缴纳赋税”；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生活困苦，流离失所。
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生活困苦不堪，必然会引发百姓的不满与反抗。乾隆朝后期，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如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最终被清廷镇压，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清廷的统治，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同时，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盗匪横行、民不聊生，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不复存在。
败坏风气，阻碍社会发展
官场的奢靡之风，不仅侵蚀了吏治根基，更败坏了社会风气，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攀比奢靡、贪图享受的不良风气，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官场奢靡之风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都以奢靡为荣、以俭朴为耻，富商巨贾争相铺张浪费，士绅名流相互攀比炫耀，普通百姓也纷纷效仿，追求物质享受，不愿辛勤劳作。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导致人们的思想懈怠、精神萎靡，缺乏进取精神与创新意识，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同时，奢靡之风也导致社会财富的浪费，大量的财富被用于铺张浪费、奢靡享受，而不是用于农业生产、手工业发展、文化教育等有益的事业，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逐渐衰退。此外，奢靡之风还加剧了贫富差距，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为清代后期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四、遏制乏力：王朝衰落的必然宿命
面对官场日益盛行的奢靡之风，乾隆帝也曾采取一些措施加以遏制，如严惩贪腐官员、倡导节俭、整顿吏治等，但这些措施最终都流于形式，未能从根本上遏制奢靡之风的蔓延。乾隆朝后期，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不仅是乾隆帝个人统治的失误，更是封建官僚制度内在弊端的必然结果，是王朝衰落的必然宿命。
治标不治本：遏制措施流于形式
乾隆帝虽然意识到了官场奢靡之风的危害，也曾采取一些措施加以遏制，但这些措施往往治标不治本，未能触及奢靡之风滋生的根本原因，最终都流于形式。
一方面，乾隆帝对官员的奢靡行为，往往采取“选择性打击”的方式，对宠臣和珅等人的奢靡、贪腐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加以庇护，而对其他官员的奢靡行为，也多以“小节”为由不予深究，导致遏制措施缺乏公正性与权威性，无法起到震慑作用。例如，浙江巡抚王亶望因贪腐、奢靡被查处，但和珅等人的贪腐、奢靡行为，却始终未被查处，这种双重标准，使得遏制措施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另一方面，乾隆帝采取的遏制措施，多为临时性的行政命令，缺乏长效的制度保障。例如，乾隆帝曾多次下令倡导节俭，禁止官员铺张浪费，但这些命令往往缺乏具体的执行细则与监督机制，官员们阳奉阴违，表面上遵守命令，暗地里依然铺张浪费。同时，乾隆朝的“养廉银”制度，原本旨在遏制贪腐、规范官员俸禄，但最终却沦为官员们的额外收入，不仅未能遏制贪腐、奢靡之风，反而助长了官员们的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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