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服方面，官员们更是肆无忌惮地追求奢华，选用绫罗绸缎、狐裘貂皮等珍贵材质制作便服，颜色鲜艳、款式新颖，装饰华丽。官员们的便服，往往由数十名裁缝精心制作，耗费数月时间，价值数千两白银。同时，官员们还热衷于佩戴各种珠宝首饰，如翡翠项链、玛瑙手镯、珍珠耳环等，无论男女官员，皆珠光宝气，极为张扬。
基层官员虽无法与高官相比，但也极力效仿，选用上等的绸缎制作服饰，佩戴相对廉价的珠宝首饰，力求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奢靡之风渗透到服饰的方方面面。
社交奢靡：应酬繁多，攀比成风
乾隆朝的官场，社交应酬极为繁多，官员之间相互宴请、相互馈赠，攀比成风，奢靡之风在社交往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官员们的社交应酬，不仅是联络感情、拉拢关系的手段，更是彰显自己财力与身份的途径，各种宴请、馈赠层出不穷，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与精力。
宴请方面，官员之间的应酬宴请极为频繁，无论是节日庆典、升迁调任，还是婚丧嫁娶、生日寿辰，都要举办盛大的宴会，邀请同僚、下属参加。宴会的规模、档次，成为官员们攀比的重要内容，官员们纷纷比拼谁的宴会更盛大、更奢华，谁的宾客更尊贵、更多，为此不惜耗费巨额财力。例如，官员的生日寿辰，往往举办得极为盛大，邀请戏班唱戏助兴，筹备丰盛的宴席，收受大量的礼金、礼品，奢靡程度令人咋舌。
馈赠方面，官员之间相互馈赠礼品，更是成为官场社交的常态。礼品的价值、珍稀程度，成为官员们攀比的重要标准，官员们纷纷赠送珍稀珠宝、名人字画、名贵药材、绫罗绸缎等礼品，拉拢关系、讨好上级。地方官员每年都会向京官赠送“冰敬”“炭敬”“节敬”等礼品，价值动辄数千两甚至数万两白银；京官也会向地方官员回赠礼品，相互勾结、利益输送。和珅作为军机大臣，每年收受的礼品更是不计其数，仅地方官员赠送的名人字画、珍稀珠宝，价值就达数百万两白银。
此外，官员们还热衷于举办各种文人雅集、诗词酒会等活动，邀请文人墨客、士绅名流参加，表面上是切磋技艺、交流文化，实际上是彰显自己的风雅与财富，铺张浪费现象极为严重。
办公奢靡：排场宏大，铺张浪费
乾隆朝官员的办公场所与办公排场，也彰显着奢靡之风。官员们不仅追求办公场所的奢华，更讲究办公排场的宏大，力求彰显自己的权力与身份，而这种奢华的办公排场，往往耗费大量的国帑与财力。
办公场所方面，京官中的军机大臣、尚书、侍郎，地方的总督、巡抚，办公场所多为奢华的府邸或衙署，占地面积广阔，房屋宽敞明亮，陈设精美，配备大量的办公用品与仆人。例如，军机处作为清廷的中枢机构，办公场所位于皇宫内，陈设精美，办公用品全部是上等材质制作，配备数十名仆人，负责打扫卫生、传递公文，排场宏大。地方督抚的衙署，更是奢华无度，衙署内修建了多处花园、亭台楼阁，办公大厅宽敞明亮，陈设着金丝楠木家具、名人字画，奢华程度堪比官员的府邸。
办公排场方面，官员们更是讲究排场宏大，出巡时前呼后拥、声势浩大，办公时下属成群、唯命是从。地方督抚出巡，往往率领数百名随从，包括士兵、仆人、幕僚等，前有仪仗队开路，后有护卫队随行，声势浩大，百姓纷纷避让；办公时，下属官员纷纷前来汇报工作、请示问题，官员们端坐大堂，颐指气使，排场宏大。这种奢华的办公排场，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力，更助长了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百姓、漠视民生。
此外，官员们在公文往来、政务处理等方面，也讲究铺张浪费，公文用纸全部选用上等的宣纸，书写工整、装饰精美，甚至在公文中镶嵌金银、珠宝，力求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铺张浪费现象极为严重。
三、奢靡之害：侵蚀根基的无形利刃
乾隆朝官场的奢靡之风，看似是官员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实则是侵蚀王朝根基的无形利刃。它不仅耗费了巨额的国帑，加剧了财政负担，更侵蚀了吏治根基，助长了贪腐之风，加剧了社会矛盾，破坏了社会风气，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推手，给清代后期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耗费国帑，加剧财政危机
乾隆朝中期，国库充盈，财力雄厚，但官场的奢靡之风，耗费了巨额的国帑，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加，逐渐加剧了财政危机。官员们的奢华生活，无论是修建府邸、购置田产，还是饮食服饰、社交应酬，都需要大量的钱财，而这些钱财，要么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要么来自于贪腐敛财，最终都转嫁到国家与百姓身上。
乾隆帝多次南巡、东巡、西巡，每次出巡都耗费巨额财力，沿途官员的铺张接待，更是耗费了大量的国帑。据统计，乾隆帝六次南巡，共计耗费白银数千万两，相当于清廷数年的财政收入；圆明园的扩建、避暑山庄的修缮，也耗费了数亿两白银，几乎掏空了国库。此外，官员们的办公排场、社交应酬、节日庆典等，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帑，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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