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秋，一道发自养心殿的谕旨，穿越千山万水，抵达西南滇、黔、川、桂四省：“西南土司，世代盘踞，割据一方，私设刑狱，欺压百姓，屡生事端，扰害边疆。朕意已决，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之制，设府、厅、州、县，委派流官治理，统一政令，整齐风俗，以安西南，以固疆土。”
这道谕旨，宣告着雍正帝对西南边疆治理的一场根本性变革。自元代以来，西南地区因山高路险、民族众多、民风剽悍，中央政府难以直接管辖，便实行“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世袭统治，朝廷仅保留名义上的册封。数百年来，土司们手握生杀大权，俨然“土皇帝”，不仅对辖区百姓横征暴敛、肆意屠戮，还常常相互攻伐、叛乱扰民，成为西南边疆的“不稳定因素”。康熙年间，虽曾对部分桀骜不驯的土司进行镇压，却始终未能根除隐患。雍正继位后，深知土司之弊不除，西南难安，遂下定决心，推行改土归流，将西南边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的版图。
“改土归流，事关西南全局，非同小可。”雍正召来怡亲王胤祥、军机大臣张廷玉、鄂尔泰，在养心殿暖阁议事，“朕意派鄂尔泰前往西南，总督滇、黔、桂三省军务，兼管改土归流事宜，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权，凡阻挠改革者，无论土司、官员，一律严惩，无需事事奏请。”
鄂尔泰躬身领命，神色坚定：“臣遵旨！此行西南，臣定当不负陛下所托，革除土司之弊，推行流官治理，安抚各族百姓，确保西南边疆安定！”
雍正四年冬，鄂尔泰抵达云南昆明，正式开启改土归流大业。他深知，改土归流触及土司的核心利益，必然会遭到激烈反抗，若一味强硬镇压，恐激化民族矛盾，得不偿失。因此，他制定了“恩威并施、剿抚兼用”的策略——对主动归顺、配合改革的土司，予以优待，保留其爵位、财产，甚至授予流官职位；对顽固抵抗、发动叛乱的土司，则坚决出兵镇压，废除其世袭特权，没收财产，迁徙其家族。
第一步，鄂尔泰从云南入手。云南土司势力最为庞大，其中以乌蒙土司禄万钟、镇雄土司陇庆侯、东川土司禄氏最为嚣张。这三大土司世代盘踞滇东北，相互勾结，时常劫掠周边村寨，甚至对抗官府，朝廷多次招安，均无效果。鄂尔泰抵达云南后，先派人前往三大土司辖区，宣讲改土归流的好处，劝其主动归顺。
可禄万钟、陇庆侯等人根本不把鄂尔泰放在眼里，不仅拒绝归顺，还杀害朝廷使者，起兵叛乱，扬言要“驱逐流官，恢复旧制”。鄂尔泰见状，不再犹豫，立刻调集云南、贵州两省清军，兵分三路，围剿三大土司。
乌蒙土司禄万钟，自恃兵力强盛，率部在乌蒙山设下埋伏，企图伏击清军。鄂尔泰早已摸清其部署，派一支清军正面佯攻，吸引禄万钟的注意力，另派两支清军迂回包抄，直捣土司府驻地。清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土司兵虽勇猛，却缺乏统一指挥，很快便溃不成军。禄万钟见大势已去，企图逃往四川，却被清军截获，押解至昆明。
与此同时，围剿镇雄土司陇庆侯、东川土司禄氏的清军也大获全胜。陇庆侯战死沙场，禄氏被迫投降。平定三大土司叛乱后，鄂尔泰下令，废除乌蒙、镇雄、东川三府的土司制度，设立流官，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清查土地，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新政，安抚流离失所的百姓。
乌蒙府百姓王阿牛，世代受土司压迫，每年要向土司缴纳大量粮食、布匹，还时常被土司兵抓去服劳役，苦不堪言。改土归流后，他分到了三亩土地，无需再向土司缴纳苛捐杂税，只需按规定向官府缴纳少量赋税。他激动地对乡邻说：“以前，我们是土司的奴隶，生杀予夺全凭他们一句话；现在，有了朝廷派来的流官，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再也不用受压迫了，这都是皇上和鄂大人的恩典啊！”
云南初战告捷，鄂尔泰乘胜追击，将改土归流推向贵州、广西、四川等地。贵州是苗族、布依族聚居之地，土司势力同样顽固，其中以古州土司、台拱土司最为猖獗。古州土司杨应龙，曾在万历年间发动大规模叛乱，虽被镇压，但其残余势力仍盘踞古州，时常作乱。鄂尔泰抵达贵州后，采取“先抚后剿”的策略，先派人安抚古州、台拱等地的少数民族百姓，宣传改土归流的好处，赢得了部分百姓的支持。
可古州土司杨昌明，继承了杨应龙的嚣张气焰，拒绝归顺，还联合周边土司，发动叛乱，围攻清军驻地。鄂尔泰亲自率军前往贵州，指挥平叛。他深知，苗族、布依族百姓多受土司蛊惑，并非真心叛乱，因此，在镇压叛乱的同时，严禁清军滥杀无辜，对放下武器的百姓予以安抚。
清军与土司叛军在古州城外展开激战。土司叛军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顽强抵抗，清军久攻不下。鄂尔泰见状，改变战术，派清军绕到叛军后方，切断其粮草供应，同时派人潜入叛军内部，策反被胁迫的百姓。没过多久，叛军粮草断绝，人心涣散，纷纷投降。杨昌明见大势已去，企图自杀，却被清军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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