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古州叛乱后，鄂尔泰在贵州设立八寨、丹江、都江等六厅，委派流官治理，同时推行汉化政策，开设学堂，教授汉文化，鼓励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促进民族融合。台拱等地的土司见古州土司被平定，深知反抗无望，纷纷主动归顺，贵州的改土归流得以顺利推进。
广西地区，土司势力以泗城土司、田州土司最为强大。泗城土司岑映宸，手握重兵，割据一方，对朝廷政令置若罔闻。鄂尔泰派广西巡抚李绂前往泗城，劝其归顺。岑映宸表面答应，暗中却集结兵力，准备叛乱。李绂察觉后，一面派人向鄂尔泰求援，一面率军坚守泗城县城。
鄂尔泰接到求援后，立刻调集云南清军，驰援广西。清军抵达泗城后，与李绂率领的清军汇合，对岑映宸的叛军发起猛攻。岑映宸的叛军不堪一击，很快便被击溃，岑映宸被活捉。鄂尔泰下令，废除泗城、田州等府的土司制度，设立流官，清查土地，减轻百姓赋税，广西的改土归流也取得了显着成效。
四川西南地区，以凉山彝族土司势力最为顽固。凉山彝族土司，世代盘踞凉山，实行奴隶制，百姓多为土司的奴隶，生活困苦不堪。鄂尔泰与四川总督岳钟琪联手，推行改土归流。岳钟琪率军进入凉山，对顽固抵抗的土司予以镇压，对主动归顺的土司予以优待。同时，他们废除奴隶制，释放奴隶，分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凉山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在推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鄂尔泰也遇到了不少困难。部分少数民族百姓，因长期受土司蛊惑，对朝廷的流官抱有抵触情绪，时常发生小规模的骚乱。鄂尔泰见状，一方面加强军事防备，严厉打击骚乱分子；另一方面，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诉求，采取一系列惠民举措——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开设学堂、医治百姓，用实际行动赢得百姓的信任。
例如，在云南乌蒙府，鄂尔泰发现当地百姓因缺乏灌溉设施，农业生产落后，每年都面临旱灾威胁。他立刻下令，调集人力、物力，修建水渠，引乌蒙山水灌溉农田。水渠修成后，乌蒙府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百姓们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对鄂尔泰和朝廷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同时，鄂尔泰还注重选拔任用有才干、熟悉少数民族事务的流官。他规定，派往西南地区的流官，必须熟悉当地的语言、风俗，善待少数民族百姓，不得欺压、歧视。对表现优秀的流官，予以嘉奖、晋升；对欺压百姓、贪污腐败的流官，一律严惩不贷。
在鄂尔泰的努力下，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业稳步推进。到雍正八年，滇、黔、川、桂四省的大部分土司被废除，设立府、厅、州、县一百余个，流官制度全面推行。中央政府的政令得以在西南地区顺利实施，赋税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均与内地统一，西南边疆真正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范围。
改土归流的推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彻底根除了土司割据的隐患，维护了西南边疆的稳定。以前，土司相互攻伐、叛乱扰民，百姓流离失所；如今，流官治理，政令统一，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
其次，它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土归流后，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新政，减轻了百姓负担，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开设集市，促进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流，西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再次，它促进了民族融合。改土归流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汉族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传入内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认同，奠定了西南地区多民族共处的格局。
此外，它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西南地区是中国的重要边疆地区，改土归流后，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管辖得到了加强，有效抵御了外来势力的入侵，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当然，改土归流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在镇压土司叛乱的过程中，清军曾出现滥杀无辜的情况，激化了部分民族矛盾；同时，一些流官不熟悉少数民族事务，采取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也引起了部分百姓的不满。但总体而言，改土归流是雍正朝一项伟大的边疆治理改革，它革除了数百年的土司之弊，维护了西南边疆的稳定，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为康乾盛世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边疆基础。
雍正十年，鄂尔泰因改土归流功绩卓着，被雍正召回京城，任命为军机大臣，成为雍正的重要助手。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业，由其副手继续推进。乾隆继位后，继承了雍正的边疆治理政策，进一步完善改土归流制度，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辖，西南边疆迎来了长期的稳定与繁荣。
多年以后，当人们回望雍正朝的历史，无不对改土归流这项伟大的改革举措赞叹不已。它不仅体现了雍正帝的雄才大略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也展现了鄂尔泰等大臣的卓越才干和务实精神。改土归流，不仅改变了西南地区的历史进程，也对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制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边疆治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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