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室的灯还亮着。
苏清越站在走廊尽头，透过窗户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味道混合着深夜的寒气，让她感觉太阳穴一阵阵发紧。身后传来压抑的啜泣声，是李梅和其他几个清水湾的老人在等待。
老陈打来电话：“苏常委，查清楚了。今天下午去刘玉芬家的两个人，一个叫王强，是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另一个叫刘文斌的儿子刘小军。”
“刘文斌的儿子？”苏清越握紧了手机。
“对，二十四岁，在评估公司挂职。我们调了小区监控，看到下午两点左右，两人开车到刘玉芬家楼下，手里拿着文件袋。在里面待了二十分钟，走的时候刘小军脸色很不好看。”
“说了什么内容？”
“正在找目击者，但刘玉芬家的对门邻居老太太说，听到他们在里面争吵。刘小军说什么‘评估价不可能改’‘你们再闹也没用’，王强还威胁说‘再上访就追究你们妨碍公务’。”
苏清越闭上眼睛。威胁，又是威胁。这些人以为手握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以为老百姓的忍耐没有底线。
“王强控制了吗？”
“已经找到人了，在他家里。他说是刘小军让他陪着去的，只是‘正常的工作沟通’。刘小军现在下落不明，手机关机。”
“把王强带到留置点，我回来亲自问。”苏清越挂断电话，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抢救室。
门开了，主治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色凝重。
“怎么样？”李梅等人立刻围上去。
医生摇摇头：“农药毒性太强，虽然洗了胃，但肝肾已经严重损伤，还引发了心脏衰竭。病人年纪大了，身体基础差，目前还在危险期，能不能挺过今晚很难说。”
走廊里响起一片哭声。一个老人捶着墙：“造孽啊！刘婶多好的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就这么被逼死了！”
苏清越走到医生面前：“需要转院吗？需要什么医疗资源？我们全力配合。”
“现在转院风险太大，只能先在这里维持。”医生看了看她，“你是家属？”
“我是区纪委的工作人员。”苏清越出示证件，“这个案子我们正在调查。请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所有费用我们来协调。”
医生点点头，重新进了抢救室。
苏清越转向老人们：“各位叔叔阿姨，刘阿姨的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大家先回去休息，这里我安排人守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我们不回去！”一个老人激动地说，“我们要在这里等刘婶醒过来！我们要亲口告诉她，有人给她做主了！”
“对！我们不回去！”
看着这一张张苍老而倔强的脸，苏清越的眼眶忽然有些发酸。她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也是这样的年纪，也是这样固执而善良。
“好，那我们一起等。”她找了张长椅坐下。
李梅挨着她坐下，低声说：“苏常委，刘婶留了遗书，在她家里。要不要……”
“现在就去拿。”苏清越站起来，对值班的护士交代了几句，然后和李梅匆匆离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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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芬的家在清水湾安置小区12栋301室，就是苏清越上次来过的那个简陋的两居室。屋里还保持着白天的样子，桌上摆着没吃完的半碗面条，电视里播放着戏曲节目，音量开得很小。
遗书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是用小学生作业本写的，字迹工整，一笔一画。
“我，刘玉芬，今年六十七岁。老伴走了三年，儿子在外地打工，一年回不来一次。我家的老房子七十二平米，拆迁时说补偿六十二万，最后只给了五十四万。少了八万块，我问了三年，没人给我解释。”
“今天评估公司的人来了，说我的房子就值五十四万，一分不会多给。我说墙上的裂缝是我自己补过的，他们说我胡说。我说要去找纪委，他们说纪委也是听领导的。”
“我活够了。老伴走的时候，我就该跟他一起走。这三年，我天天想那八万块钱，想得睡不着觉。那是我和老伴攒了一辈子的钱，是给儿子娶媳妇的钱。”
“我不恨谁，只恨自己命不好。但如果我死了能引起领导的重视，能让其他乡亲拿到该拿的钱，我就没白死。”
“最后说一句：苏清越同志，我相信你是好干部，但你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这个世道，太难了。”
信的末尾，字迹有些颤抖，有几处被水滴晕开的痕迹，不知道是眼泪还是什么。
苏清越握着这薄薄的几页纸，感觉重若千斤。八万块钱，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只是一顿饭、一次消费，但对刘玉芬来说，是一生的积蓄，是活着的希望，甚至是活下去的理由。
“苏常委，”李梅哽咽着，“刘婶这些年过得真的很苦。老伴生病花光了积蓄，儿子在工地打工挣得不多。这八万块对她来说，真的就是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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