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清越没有回答。她把遗书小心地装进证据袋,然后开始在屋里仔细查看。
卧室的衣柜里,衣服不多,都是穿了多年的旧衣服。抽屉里有一些票据:医院缴费单、药费清单、水电费账单……最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袋。
她打开纸袋,里面是一沓厚厚的材料。有房产证复印件、评估报告、补偿协议、银行转账凭证,还有十几张手写的计算稿。每一张稿纸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旁边用红笔标注着疑问和对比数据。
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名单。上面列着二十多户人家的姓名、地址、房屋面积、评估价、实际补偿金额、差额。刘玉芬的名字在第一个,差额八万元。其他人的差额从三万到十几万不等,总额达到了惊人的二百三十七万元。
这显然不是刘玉芬一个人统计的。苏清越看向李梅:“这个名单,是谁整理的?”
李梅犹豫了一下:“是……是我们几个老人一起整理的。刘婶牵头,我们一家家走访,一家家核对。本来想等整理完了,一起交给您。”
“为什么之前不给我?”
“怕给您添麻烦。”李梅低下头,“也怕……怕没用。之前我们找过信访局,找过住建局,还找过电视台。有的说研究研究,有的说符合政策,有的干脆不理。我们以为,纪委可能也一样……”
苏清越感到胸口一阵发闷。老百姓不是不愿意相信,是不敢再相信了。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推诿,已经耗尽了他们的信任。
“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愿意作证吗?”
“愿意!”李梅抬起头,眼里有了光,“只要您说查,我们都愿意作证!我们手里都有材料,都有证据!”
“好。”苏清越拿起手机,“你现在就联系名单上的人,明天上午九点,到区纪委监委信访接待室。把所有材料都带上,有多少带多少。”
“明天?这么急?”
“对,明天。”苏清越看向窗外,夜色深沉,“刘阿姨等不起了,大家也等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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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苏清越回到留置点。
指挥室里,周维还在等她。桌上摆着两盒已经凉透的盒饭,还有厚厚一沓材料。
“刘玉芬怎么样?”周维问。
“还在抢救。”苏清越把遗书和名单放在桌上,“这是她留下的。还有这个,清水湾二十多户拆迁户的损失统计。”
周维快速浏览着,脸色越来越沉:“二百三十七万……这还只是二十多户。整个清水湾片区二百多户,如果都有问题……”
“总金额可能上千万。”苏清越接过话,“而且我怀疑,这不只是清水湾一个项目的问题。赵大勇在云湖做了这么多年,经手的项目十几个,如果每个项目都这么操作……”
她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这不是个案,是系统性的腐败。
“刘文斌带回来了吗?”她问。
“带回来了,正在审讯室。”周维指了指监控屏幕,“但嘴巴很硬,什么都不说。律师也来了,说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屏幕上,刘文斌坐在审讯椅上,跷着二郎腿,神情倨傲。他的律师正在和工作人员交涉,声音通过监控设备传出来:“我的当事人只是配合调查,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没有证据证明他涉嫌犯罪,无权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他有律师,张建国有律师,赵大勇跑之前肯定也咨询过律师。”苏清越冷笑,“这些人都很懂法,知道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但法律终究是公正的。”周维说,“只要证据确凿,再厉害的律师也救不了他们。”
正说着,老陈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苏常委,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王秀英出示的那张借条,书写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墨迹鉴定也证实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是事后伪造的。”
“对。而且技术科在借条上提取到了张建国的指纹,说明他知情甚至参与伪造。”
这算是一个突破。但如果只是伪造证据,最多是妨碍调查,还不是核心问题。
“刘文斌的儿子找到了吗?”苏清越问。
“还没有。但有个新发现。”老陈打开文件夹,“我们搜查刘文斌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保险柜。里面有一本账本,记录了评估公司近五年的‘特殊支出’。”
苏清越和周维同时凑过去看。
账本是手写的,类似旧式的流水账。每一笔支出都列明了时间、金额、事由、收款人。事由大多是“业务协调”“关系维护”“信息费”,收款人则五花八门: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有银行信贷员,有媒体记者,甚至还有几个大学教授。
翻到中间几页,苏清越的手指停住了。这里记录着一系列与“清水湾项目”相关的支出,时间跨度从2018年到2021年。收款人里出现了张建国的名字,金额三十万,备注“项目支持费”。还有张建军的名字,金额二十万,备注“咨询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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