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清越没有回答。她把遗书小心地装进证据袋，然后开始在屋里仔细查看。
卧室的衣柜里，衣服不多，都是穿了多年的旧衣服。抽屉里有一些票据：医院缴费单、药费清单、水电费账单……最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袋。
她打开纸袋，里面是一沓厚厚的材料。有房产证复印件、评估报告、补偿协议、银行转账凭证，还有十几张手写的计算稿。每一张稿纸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旁边用红笔标注着疑问和对比数据。
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名单。上面列着二十多户人家的姓名、地址、房屋面积、评估价、实际补偿金额、差额。刘玉芬的名字在第一个，差额八万元。其他人的差额从三万到十几万不等，总额达到了惊人的二百三十七万元。
这显然不是刘玉芬一个人统计的。苏清越看向李梅：“这个名单，是谁整理的？”
李梅犹豫了一下：“是……是我们几个老人一起整理的。刘婶牵头，我们一家家走访，一家家核对。本来想等整理完了，一起交给您。”
“为什么之前不给我？”
“怕给您添麻烦。”李梅低下头，“也怕……怕没用。之前我们找过信访局，找过住建局，还找过电视台。有的说研究研究，有的说符合政策，有的干脆不理。我们以为，纪委可能也一样……”
苏清越感到胸口一阵发闷。老百姓不是不愿意相信，是不敢再相信了。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推诿，已经耗尽了他们的信任。
“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愿意作证吗？”
“愿意！”李梅抬起头，眼里有了光，“只要您说查，我们都愿意作证！我们手里都有材料，都有证据！”
“好。”苏清越拿起手机，“你现在就联系名单上的人，明天上午九点，到区纪委监委信访接待室。把所有材料都带上，有多少带多少。”
“明天？这么急？”
“对，明天。”苏清越看向窗外，夜色深沉，“刘阿姨等不起了，大家也等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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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苏清越回到留置点。
指挥室里，周维还在等她。桌上摆着两盒已经凉透的盒饭，还有厚厚一沓材料。
“刘玉芬怎么样？”周维问。
“还在抢救。”苏清越把遗书和名单放在桌上，“这是她留下的。还有这个，清水湾二十多户拆迁户的损失统计。”
周维快速浏览着，脸色越来越沉：“二百三十七万……这还只是二十多户。整个清水湾片区二百多户，如果都有问题……”
“总金额可能上千万。”苏清越接过话，“而且我怀疑，这不只是清水湾一个项目的问题。赵大勇在云湖做了这么多年，经手的项目十几个，如果每个项目都这么操作……”
她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这不是个案，是系统性的腐败。
“刘文斌带回来了吗？”她问。
“带回来了，正在审讯室。”周维指了指监控屏幕，“但嘴巴很硬，什么都不说。律师也来了，说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屏幕上，刘文斌坐在审讯椅上，跷着二郎腿，神情倨傲。他的律师正在和工作人员交涉，声音通过监控设备传出来：“我的当事人只是配合调查，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没有证据证明他涉嫌犯罪，无权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他有律师，张建国有律师，赵大勇跑之前肯定也咨询过律师。”苏清越冷笑，“这些人都很懂法，知道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但法律终究是公正的。”周维说，“只要证据确凿，再厉害的律师也救不了他们。”
正说着，老陈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苏常委，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王秀英出示的那张借条，书写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墨迹鉴定也证实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是事后伪造的。”
“对。而且技术科在借条上提取到了张建国的指纹，说明他知情甚至参与伪造。”
这算是一个突破。但如果只是伪造证据，最多是妨碍调查，还不是核心问题。
“刘文斌的儿子找到了吗？”苏清越问。
“还没有。但有个新发现。”老陈打开文件夹，“我们搜查刘文斌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保险柜。里面有一本账本，记录了评估公司近五年的‘特殊支出’。”
苏清越和周维同时凑过去看。
账本是手写的，类似旧式的流水账。每一笔支出都列明了时间、金额、事由、收款人。事由大多是“业务协调”“关系维护”“信息费”，收款人则五花八门：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有银行信贷员，有媒体记者，甚至还有几个大学教授。
翻到中间几页，苏清越的手指停住了。这里记录着一系列与“清水湾项目”相关的支出，时间跨度从2018年到2021年。收款人里出现了张建国的名字，金额三十万，备注“项目支持费”。还有张建军的名字，金额二十万，备注“咨询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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