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当助理。
维克多同志有那么多事要处理：军队要整编，土地要分配，工厂要接管，外面还有敌人围着。他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眼睛都是红的。
我的工作是整理文件、安排会见、提醒日程。最简单的字也会写错，送文件跑错房间，紧张得说话结巴。
但他从来没发过火。我递错文件，他看完会说：“这份也很重要，谢谢提醒。”然后自己找出该看的那份。我字写错了，他会用铅笔轻轻圈出来，在旁边写上正确的，说：“这个字容易混，我当初也常写错。”
下午给他送茶，他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拿着笔。我没敢叫醒他，把毯子轻轻盖在他身上。
他梦里皱眉头，好像也在处理难题。
大陆历379年1月15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
卡森迪亚的炮火照亮了帝都的天空，真理宫在燃烧。叛军从四面八方涌来，枪声、爆炸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我们被迫突围。
撤退命令下达时，我正和玛丽姐一起整理最后一批文件。经过中央大厅，我抬头看向那面巨大的红旗——它从翠枝宫阳台上移到了这里，象征着我们短暂掌握的政权。
现在，我们要离开了。
两名战士爬上高处，准备降下红旗。他们的动作很慢，手指在颤抖。红旗缓缓降下时，褶皱在火光中翻卷，像不甘熄灭的火焰。那一刻，我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
“等等。”玛丽同志的声音响起。
她走到降下一半的红旗前，从腰间拔出匕首。不是要毁掉它——他割下了一角，大约两个手掌大小的三角布料。
她把那片红布递给我。“伊尔莎，收好。”
我接过时，布料还是温的，仿佛还带着阳光和白日里千万人欢呼的温度。
“红旗可以降下，”她说，声音在炮火声中异常平静，“但红色不会消失。它会在每一个记得它的人心里，继续飘着。”
我把那片红布紧紧攥在手里，塞进最贴身的口袋。它贴着我的胸口，像一小团不肯冷却的炭火。
后来在漫长而艰难的突围路上，在饥饿、寒冷和追兵的威胁中，我无数次摸向那个口袋。那片粗糙的布料提醒我：我们曾经把红旗升到过那样的高处。我们还会再次升起它。
降旗不是结束。是种子入土。
大陆历379年2月18日
今天，我在课堂上成为了“鼓舞者”。
不是刻意追求，甚至不是有意识的。维克多同志正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他用最简单的比喻：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制造的价值，就像烤出一筐面包。但工厂主只给工人一片薄薄的面包皮作为工资，剩下的整筐面包都拿走了。那片面包皮叫“劳动力价值”，整筐被拿走的面包叫“剩余价值”。
他说：“剩余价值不是机器创造的，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凝结的。每一分利润，都是工人被偷走的时间，被偷走的生命。”
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我突然全明白了——为什么母亲在纺织厂累到吐血只换来几枚铜币，为什么父亲在矿难中死去后我们连棺材都买不起，为什么我从小就觉得自己生来就该受苦。
不是命不好。是被偷了。
一股强烈的、炽热的情感从胸口炸开，冲向喉咙。我忍不住站起来，对着全班同样出身贫苦的战友们喊道：“他们偷了我们的面包！偷了我们的时间！偷了我们的命！”
我的声音在颤抖，但每个词都像烧红的铁。我看到好几个战友的眼睛瞬间红了，有人握紧了拳头，有人低声重复着“偷走”。
维克多同志停下讲课，看向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欣慰，有赞许，还有一种……了然的悲伤。他点点头，轻声说：“伊尔莎同志，你看见了。”
下课后，玛丽姐找到我，说我身上有了稳定的灵性波动——序列九“鼓舞者”。她说，这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那些道理真正扎进了我的生命里，和我血肉长在了一起。
我摸着胸口，那里好像真的多了一小团温暖的火。
大陆历379年7月28日
战争爆发了。
消息传来时，维克多同志正在开会。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旧世界开始撕咬自己了。”
我不太懂。报纸上说，是因为一个公爵在别国被刺杀，所以好几个国家打起来了。可维克多同志说，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殖民地瓜分完了”“帝国主义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这些词我还在学。
晚上，他站在地图前看了很久。那地图上画了好多箭头，西边一片血红。他说，这场战争会死很多人，大部分是工人农民的儿子。他说，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更大的考验。
我问：“我们能做什么？”
他说：“活下去。壮大。等旧世界在战争里流干血，我们要准备好，接过历史的担子。”
我好像懂了一点。又好像更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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