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无论原盐户还是游民——均登记入册另立户籍，称为（这一名称或许正是借鉴颜真卿在沧州的实践而来）。
亭户专门负责煮盐，政府免除其杂徭，让他们专心盐业生产。国家垄断收购：规定亭户所产之盐必须全部卖给政府设立的监、院，严禁私自贩卖。政府收购价格沿用颜真卿所定的斗盐十文钱，《唐会要》明确记载：就定、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加价转售，垄断销售：政府从亭户手中收购食盐后，并非直接运销各地（如汉武帝时桑弘羊的做法），而是加价转卖给商人，由商人运往各地销售。
加价幅度为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即在每斗十文收购价基础上增加一百文，以每斗一百一十文卖给商人。这便是第五琦创立的榷盐法。
者，独木桥也，意为专卖、专营。即盐的生产由亭户负责，但销售必须经过政府这一独木桥，由政府垄断收购与批发环节。
这种做法与颜真卿在河北的实践一脉相承，却更为完善系统。
它不同于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国营官卖（政府包办产、运、销），也不同于东汉、南朝时期的单纯征税（民间自由买卖，政府抽税），而是一种就场专卖制度——政府控制生产源头和批发环节，将零售环节交给商人。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变相的盐税征收方式。
政府以十文收购、一百一十文卖出，每斗盐获一百文净利润，相当于对食盐征收高达十倍的隐性税收。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政府无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直接经营运销，只需控制好收购和批发两个环节，就能获得巨额利润，又避免了官卖的诸多弊端。
第五琦的榷盐法一经推行，效果立竿见影。《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于是始大盐利，以来岁入至四百万缗。要知道，唐玄宗开元年间，整个唐朝的盐利收入不过四十万缗左右。第五琦推行榷盐法后，盐利收入激增十倍，极大缓解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财政危机，为平叛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盐政溯源话短长
第五琦的榷盐法，在中国盐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自隋文帝开皇三年以来，长达一百三十七年不征盐税的历史正式结束，也标志着唐代盐业专卖制度的正式确立。
若论中国盐政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在齐国推行官山海政策，其中便包括对盐业的控制。
《管子·海王篇》详细阐述了通过垄断山海资源（主要是盐和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思想。管仲认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食盐是人人必需之物，对盐征税隐蔽性强，且税源稳定。
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官煮海水为盐，征而积之，当粜不粜，以衡万物，即由国家组织生产食盐，再加价出售。不过，《管子》中记载的盐政，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和理论构想，其具体实施情况在史料中并不十分明晰。
真正将盐业专卖大规模付诸实践的，是西汉的桑弘羊。汉武帝时期，为筹集对匈奴战争的军费，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官营。
其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由政府招募盐户，提供煮盐工具（牢盆），盐户煮出的盐全部由政府收购，再由政府运输、销售，实行彻底的国家垄断，包办产制运销，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这种制度被称为，从汉武帝时期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长达一百五十余年。
东汉建立后，鉴于王莽时期的弊政，刘秀废除盐铁官营，实行政策，准许民间自由经营盐业，政府则对食盐征收人头税性质的，或在产盐地征收少量盐税。这种征税制度持续了一百余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盐政制度较为混乱，南北不一。南朝基本延续东汉做法，对食盐征收赋税，允许民间经营。北朝则时而征税，时而官卖，或两者兼用，政策摇摆不定。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罢盐酒专卖，即完全取消盐税，任由民间自由生产和买卖食盐。
这一政策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从隋文帝开皇三年一直到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共计一百三十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时间不征盐税的时期，反映了隋朝及唐初国力强盛、财政宽裕的状况。
唐玄宗开元九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唐玄宗开始在部分地区恢复对盐业的管理，如设置盐铁使，但主要还是以征税为主，且税率不高，盐利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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