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扫了一眼脸色铁青的陆军大臣,继续道:“三百大洋,对许多家庭而言虽难,但并非完全无法企及。一旦有相当数量的士兵被家人这样‘自费’赎回,他们回到国内,会说什么?会传播怎样的见闻?他们会告诉所有人,当他们深陷地狱时,是家人砸锅卖铁救了他们,而帝国……帝国什么都没有做!甚至可能阻挠!届时,国民会如何看待军队?如何看待政府?以后还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军队的士气、征兵的根基,都会被彻底动摇!赵振这是用三百块大洋,在挖我们帝国战争机器的墙脚!”
“八嘎呀路!” 陆军大臣再也忍不住,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乱跳,他双眼赤红,须发皆张,怒骂道:“赵振!你这个该死的支那马鹿!战场上用诡计,战场下用这种阴毒手段!你这是要掘我们大日本帝国武运的根!断我们万世一系国本的魂!”
他的怒骂在会议室里回荡,却更像是一种无力的宣泄。在座所有人都明白,赵振这一手,精准地打在了他们的七寸上。
海军大臣阴恻恻地补充道:“而且,这根本是个无解的陷阱。我们现在若公开宣布由国家出资,按赵振给的‘官方价’赎人,他下一秒就敢把价格翻倍!他看准了我们急需资源,国库紧张,民众情绪又已被煽动起来。我们若不出钱,装作看不见……那些能赎回家人的,会对帝国感恩戴德吗?不,他们只会记得帝国的冷漠!那些赎不起的,他们的家人会怎么想?这股怨气,迟早会反噬回来。赵振,他这是把刀递给了我们自己的国民,逼着我们自己往身上割肉!”
首相听着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剖析,脸色越来越白。他何尝不明白其中的厉害?赵振这招“区别定价,民间放行”,就像一套精心设计的枷锁,无论政府选择哪一条路,都会被牢牢锁住,付出沉重代价。要么是巨额财富和战略资源的流失加上政治威望的扫地,要么是国内民心士气的瓦解和战争潜力的慢性衰竭。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首相声音沙哑,带着最后一丝侥幸。
回答他的,是会议室内一片压抑的沉默。办法?或许有,比如强行镇压国内舆论,宣布所有战俘“均已光荣玉碎”,彻底切断联系。但那样做风险更大,且无法阻止北方军继续通过中立渠道释放“已赎买”战俘回来“现身说法”。或者,孤注一掷,再次发动对北方的军事行动以施压?可一想到赤塔苏军的下场和北方军深不见底的战斗力,这个念头只能让人不寒而栗。
赵振的阳谋,就这样冰冷地摊在桌面上。他不在乎日本政府是否掏钱,他甚至可能更希望日本政府不掏钱。因为那三百块大洋的“民间船票”,正在悄无声息地腐蚀着这个帝国赖以发动战争的基础——人的信念。无论东京的老鬼子们如何咆哮、算计、挣扎,他们似乎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赵振用经济和人性的杠杆,一点一点地,撬动他们自以为坚固的战争基石。
东京湾,某处被严格管控的偏僻码头。晨雾尚未完全散去,海风带着咸腥和淡淡的煤烟味。一艘悬挂着中立国旗帜、显得破旧不堪的货轮,缓缓靠岸。码头上早已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有焦急等待的家属,有神情严肃的军警宪特,也有得到风声、拼命想往前挤的记者。
船舱门打开,一股混合着汗味、霉味和消毒水气味的浊气涌出。第一批大约百余名形容枯槁、穿着破旧原日军军服的日本战俘,步履蹒跚地走下舷梯。他们大多低着头,眼神躲闪,身体不自觉地佝偻着,与记忆中“皇军”昂首挺胸的形象判若两人。
当双脚真正踏上祖国的土地,感受到那熟悉又陌生的坚实感时,压抑已久的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再也无法控制。
“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高市扑通一声跪倒在粗糙的水泥码头上,双手死死抓住地面,仿佛要确认这不是又一个绝望的梦。他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眼泪混合着鼻涕汹涌而出,发出野兽般嘶哑又解脱的嚎哭:“回来了啊!再也不用听那震破耳朵的炮响了!再也不用挖那永远挖不完的土、抬那搬不动的铁轨了!呜呜呜……”
他的哭声仿佛是一个信号。旁边的佐藤比他更不堪,直接瘫坐在地,浑身剧烈颤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铁轨……铁轨……我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了!我发誓!我这辈子都留在村子里,再也不出来了!我死也不要再坐火车!看到那些平行的铁条……我就……我就想吐!就想逃跑!” 他对铁路和劳动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形成了生理性的厌恶。
其他一同被释放的战俘也大多如此。码头上瞬间响起一片压抑了太久、终于爆发的痛哭声。有人跪地磕头,感谢天照大神;有人抱头痛哭,为死去的同伴,也为活着的自己;更多的人只是茫然地流泪,身体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而不受控制地哆嗦。他们中不少人脸上、手上还带着劳役留下的伤疤和老茧,眼神空洞,充满了惊魂未定的后怕,与周围那些迎接“凯旋勇士”的想象画面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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