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嫂留下的那句叮嘱，像一块棱角分明的冰，哽在陈远和李静的喉咙里，既带来刺骨的寒意，又带来一种诡异的确证感——风波，真的被搅动起来了。
夫妻俩一夜无眠。何嫂那袋土鸡蛋放在床头柜上，在昏暗的夜灯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与她带来的那句冰冷警告形成讽刺的对比。陈远反复咀嚼着“乱七八糟的话”和“有人问你啥”这几个字眼。谁会来问？以什么身份问？是警察正常的后续调查？是江大川的人想确认他是否真的“记起”了什么？还是……那个模仿旧记号、送来婴儿衣服的神秘势力？
每一种可能都通向更深的忧虑。如果是警方，他该如何应对？继续演戏，说记忆模糊？但如果警方察觉到他在刻意隐瞒或误导，会不会反而引来麻烦？如果是江大川的人，对方是来试探还是来“封口”？若是后者，在这医院里，对方敢做什么？如果是第三股势力，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问题像藤蔓一样疯长，却没有一个答案。陈远感到自己的大脑像一台过载的机器，在焦虑和虚弱的双重炙烤下发出危险的嗡鸣。伤口也在这难熬的夜里持续作痛，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胸腔深处的滞涩感。
李静紧紧搂着睡梦中小宝，目光不时扫向婴儿床里的陈曦，又看向门口，像一只惊弓之鸟。她比陈远更直接地感受到了何嫂话语里的恐惧。那是一个同样底层、同样谨小慎微的妇人的恐惧，而这种恐惧通过一句叮嘱传递过来，比任何直接的威胁都更有分量。它意味着，危险已经不再是他们一家独享的噩梦，开始像瘟疫一样，让知情人避之唯恐不及。
天亮后，王芳照常出现，敏锐地察觉到了两人异常沉重的脸色。李静把何嫂来访和说的话告诉了她。
王芳听完，眉头紧锁，半晌才说：“看来，陈大哥你放出的‘风声’，比我们预想的传得要快，也……更偏。”她分析道，“何嫂丈夫只是个木工，他能接触到并感到害怕的‘问话’或‘闲话’，多半不是来自警方或江大川那个层面，更可能是……工地上其他包工头、小老板，或者一些灰色地带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些人嗅觉很灵，但也容易以讹传讹，把一点风声放大成十级地震。”
她顿了顿，看向陈远：“这可能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打草惊蛇，让真正的对手更加警惕和隐蔽；二是……可能引来一些不必要的、想趁机捞好处或者打听内幕的苍蝇。何嫂的提醒很关键，如果真有人来问，无论以什么身份，你们一定要咬死‘伤重，记忆受损，不清楚’，千万不能多说，也不能表现出任何‘知道什么’的样子。”
陈远默默点头。放出风声本是想制造混乱，寻求一线生机，但混乱本身也是一头难以驾驭的怪兽，它可能伤敌，也可能反噬自身。他现在就像站在悬崖边舞火把的人，想驱退黑暗中的野兽，却也可能引火烧身，或者失足坠崖。
上午的康复训练，陈远坚持自己完成了一套简单的上肢和呼吸练习，尽管累得眼前发黑，但他需要这种身体上的“掌控感”来对抗精神上的无力。护士来换药时，随口提了一句：“陈先生，你爱人真不容易，我刚才看她在护士站那边，好像是在问能不能提前结算一部分费用，说家里急用。我跟她说这个得去住院部结算中心办手续。”
李静的脸一下子红了，窘迫地低下头。陈远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钱，这个最现实也最残酷的问题，终究是避无可避了。何嫂带来的不安尚在远处，而经济的窟窿已经张着大口，就在眼前。
中午，王芳出去了一趟，回来时脸色有些奇怪。她关好门，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旧报纸包着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放到李静手里。
“这是什么？”李静疑惑地打开报纸，里面是一叠用橡皮筋扎好的百元钞票，看样子有一两万。
“何嫂刚才在医院外面的小超市等我。”王芳低声说，“她说这是她和老何，还有几个以前跟陈大哥干过活、知道他人品的工友，悄悄凑的。钱不多，但是一点心意。她说知道你们现在难，让你们千万别推辞，先顾眼前。她还说……老何让她转告，这钱干净，放心用。另外，”王芳的声音压得更低，“老何让她再带一句话：‘风声不对，最近少跟生人说话，特别是打听工地旧账的。’”
李静拿着那叠尚带着体温的钞票，手抖得厉害，眼泪毫无预兆地大颗滚落。这是救命钱，也是烫手钱。它代表了底层劳动者之间最朴素珍贵的情义，也承载着同样沉重的恐惧和告诫。老何他们凑出这笔钱，冒着风险送来，绝不仅仅是因为同情，更是因为他们也感觉到了某种危险正在迫近，想用这种方式，既帮助陈远，也……或许是一种变相的“封口费”或“安抚”？希望陈远拿了钱，就真的“什么都记不清”？
陈远看着那叠钱，眼睛酸涩得厉害。他想起和老何他们一起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日子，想起一起蹲在路边吃盒饭、喝廉价啤酒吹牛的场景。那些粗糙而简单的生活，如今看来竟像上辈子一样遥远。这笔钱的分量，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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