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需要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卢润东顺势说道，“国府制定大政方针，把握方向；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就像西北，如果我们完全按照国府的统一政策，很多工作就没办法开展。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和江南沿海完全不同。”
这又回到了国府与地方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常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卢先生，你这是在为地方割据辩护吗？”
“不，我是在为国家利益考虑。”卢润东毫不退缩，“您说中国要大一统，这我完全赞同。但统一不是一刀切，不是把全国各地都变成一个样子。真正的统一，是在共同的目标下，发挥各地的优势，形成互补共赢的局面。”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比如西北，我们的优势是资源丰富，土地广阔，但劣势是基础薄弱，人才匮乏。江南的优势是经济贸易发达，人才集中，但劣势是资源有限，空间狭小。如果国府能够统筹协调，让西北和江南优势互补，那中国的整体实力就会大大增强。但如果国府强行推行统一的政策，不顾地方实际情况，那结果可能就是江南发展受限，西北发展停滞，两败俱伤。”
这番话很有说服力。常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思考。
“你说得有道理。”他终于开口，“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地方在有了自主权之后，不会离心离德，不会形成事实上的割据？”
“这就要靠制度。”卢润东说，“国府和地方的关系，不能只靠个人信任，要靠制度保障。要明确国府和地方的权责边界，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要保证信息的畅通透明。同时，还要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让地方意识到，只有和国府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制度......”常嘴里重复着这个词，语气有些复杂，“国内的政治，从来都是人治大于法治。要建立你所说的制度，谈何容易。”
“正因为不容易，才要去做。”卢润东的目光很坚定，“您常说要建设文明国度。但文明需要底层支撑。没有教育、没有经济、没有工业怎么能形成由下而上的文明？”
这话说得很尖锐，几乎是在批评当前的政治体制。但常罕见的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深思的表情。
“卢先生，你对政治制度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卢润东犹豫了一下。他知道这个话题很敏感，但既然常问了，他也不能回避。
“我对政治了解甚少，法治倒是略知一二。然而，无论是法治还是政治，都必须从基层构建。可我们的国情，自古以来形成的乡村乡绅自治，恰恰是与法治和政治背道而驰的。各地能够分而治之，也是因为背后的乡绅自治。但是，要解决这个数千年来形成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释放民间力量，我们需要时间。可周边的列强会给我们时间吗？”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常不自觉地问道。
“我之所以愿意在西北、晋地、华北等地收购土地进行赈灾和聚村，就是想把这些灾民和难民聚集起来，在他们身上进行相关试点。”
“效果如何？”
“还在探索中，但初步效果不错。”卢润东说，“决策更加科学了，执行更加顺畅了，百姓的满意度也提高了。”
常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喝着茶。房间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在回荡。
过了很久，常忽然换了个话题：“卢先生，我听说你在北方推行‘聚村’政策，把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居住，集中耕种，集中管理。这是为什么？”
卢润东心中一凛。常连这个都知道，说明他对西北的情况了解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深入。
“最初时是因为甘省古浪地震，为了赈济灾民才想到将他们引到陕省来定居。”他回答道，“但后来因为土匪劫掠，我们才开始修建大型万人聚村点，修建城墙和护城河，为了人多力量大可以抵御土匪劫掠。再后来我们发现陕省的罂粟烟土种植，请冯帅清扫土匪和罂粟种植，帅府开始派兵清缴土匪和烟土贩卖，我们也帮着运粮煮饭配合西北军做事。至于效果，第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西北地广人稀，农户分散居住，耕地也分散，不利于规模化经营。把农户集中起来，耕地连成片，可以使用机械，提高效率。
“第二，改善农民生活。分散居住时，基础设施很难覆盖，农民吃水难、用电难、看病难、上学难。集中居住后，可以统一建设水电路网，统一提供医疗教育服务，农民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第三，便于管理。西北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分散管理难度大。集中居住后，便于政策传达和执行，也便于维护社会稳定。”
常点点头：“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农民愿意吗？他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有自己的土地，突然要搬出来，集中居住，不会有抵触情绪吗？”
“抵触？”卢润东一脸肃然地说道，“我们起初主要接纳的是灾民，也就是那些即将饿死的人，您认为他们会有异议？后来，随着聚村规模的扩大和好处的增多，周围那些吃不饱饭的百姓也越来越多，他们自然更不会有意见；至于地主和富户，我们都以高价购买他们的土地，他们自然都乐意。当然，也有一些顽固分子，誓死不卖，甚至勾结土匪袭击聚村，但都被我们聚村的村民齐心协力击退，所以他们也都落荒而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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