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年的时间,足以让昆明的雨季走到尽头,也足以让一支队伍,用双脚和车轮,丈量完整个西北的苍凉与广袤。
当那个积满尘土、用油布反复包裹的木箱被送到五华山办公室时,空气中弥漫开一股干燥、辛辣的气息,那是混合了黄土、草屑和长途跋涉后人畜汗味的独特味道。
箱子被小心翼翼地撬开,里面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一叠叠厚重的报告,纸张的边缘已经磨损,字迹却依旧清晰有力。最上面,是一份由考察团团长、原云南民政厅干事陈思齐亲笔撰写的总结报告,以及一张用红蓝墨水精心绘制的《西北四省鸦片种植区域图》。
林景云没有立刻翻阅文字,他的目光,首先被那张地图牢牢吸住。
地图上,大片的区域被触目惊心的红色墨迹所覆盖,如同人体上一块块正在腐烂的疮疤。从察哈尔的牧场边缘,到绥远河套平原的沃土,再到整个甘肃,那红色几乎无孔不入,连成一片,狰狞地宣告着毒品对这片土地的统治。
“主席,各位,”陈思齐派回押送报告的援助团刘技术员,声音沙哑,面容被风沙刻画得黝黑而坚毅。他就是从那片土地上走回来的活生生的报告。
没有人说话,办公室里只有翻动纸页的沙沙声。每个人都分到了一部分报告的抄录本,开始阅读。那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幅幅活生生的,充满了苦难与挣扎的画卷。
刘技术员清了清嗓子,开始用他那略带疲惫的声音,为众人解读这趟地狱般的行程。
“我们先从察哈尔说起。”他指着地图的最北端。“那里是蒙古草原,牧民逐水草而居,牛羊是他们的一切。但在多伦、宝昌一线,最好的草场,现在长满了罂粟。军阀用刺刀逼着牧民铲掉牧草,种上这玩意儿。一个陪同我们的西北军连长,一个三十多岁的察哈尔汉子,指着一片罂粟花海对我们说,他小时候,那里能养活上千只羊,现在,只能养活军阀的几门炮。”
“张家口,曾经的‘张库大道’何等繁华,大盛魁的驼队连通内外蒙,茶叶丝绸运出去,皮毛牲畜运进来。但现在,外蒙的路断了,商号凋零,只剩下皮毛初级加工作坊还在苟延残喘。整个察哈尔的经济,除了传统的畜牧,就是被军阀牢牢控制的鸦片贸易。”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他们知道西北苦,却从未想过是这样的苦。
“再看绥远。”刘技术员的手指划向西边。“‘塞上粮仓’河套平原,引黄河水灌溉,本是鱼米之乡。可现在,一半的良田也被种上了鸦片。军阀的‘烟亩税’,占了他们收入的大头。我们亲眼看到,有老农跪在田埂上,一边哭,一边给罂粟锄草。他说,种粮食,要被收七八种杂税,最后全家饿肚子;种这个,虽然是断子绝孙的玩意儿,但至少能换点钱,让孩子活下去。”
“包头,因为京绥铁路的开通,成了新的皮毛和粮食转运枢纽,算是一点亮色。但它的繁荣,是建立在将整个西北的资源,包括鸦片,转运出去的基础上的。我们考察团在包头的一家小毛纺厂,看到了几个不到十岁的童工,手上满是冻疮,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只为了一口糊口的饭。”
朱培德这位铁血军人,此刻的脸色也变得无比难看,他捏着报告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最触目惊心的,是甘肃。”刘技术员的声音沉了下去,他拿起那张鸦片地图,铺在桌子中央。“各位请看。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几乎无处不红。军阀甚至颁布法令,美其名曰‘烟亩罚款’,实际上就是逼着你种,你不种,就罚款罚到你家破人亡。整个甘肃的财政,就是靠这片红色的海洋撑起来的。”
“兰州,作为核心,最大的产业不是别的,是水烟。其次是皮毛和药材。我们沿着黄河走,看到无数的皮筏子顺流而下,上面装满了羊皮,从兰州运到包头,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一个筏子工告诉我们,一趟走几个月,风吹日晒,九死一生,挣的钱,还不够在兰州城里抽几口大烟。”
“至于工业,兰州机器局,说是修造枪械,其实更像个大铁匠铺。我们看到的唯一有点近代工业影子的,是延长油矿,但1924年全年的产量,还不够我们云南一个月的汽车用油。”
在场的众人,都是云南新政的核心人物,他们亲手将一个贫瘠的边陲省份,打造成了如今西南的工业和经济中心。他们习惯了用数据、用工厂、用产量来思考问题。但甘肃的这份报告,让他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那不是落后,那是腐烂,是从根子上的腐烂。
“最后是河南。”刘技术员叹了口气,似乎连提起这个名字都觉得沉重。“河南的条件最好,有京汉、陇海两条铁路大动脉,是粮食和棉花的主产区。郑州的豫丰纱厂,焦作的煤矿,都有相当的规模。许昌的烟草,更是被英美烟草公司看中,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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