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里,也是人间地狱。黄河连年泛滥,我们路过一处决口,沿途全是逃难的灾民,易子而食不是传说。军阀混战更是家常便饭,胡景翼的部队驻扎在豫西,刮地皮的本事,比黄河水还厉害。河南的百姓,就像是站在一个磨盘上,一边是天灾,一边是人祸,两头挤压,血肉横飞。”
陈思奇讲完了,整个办公室里,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那份厚重的报告,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他们原本的设想,是复制云南的成功经验,通过援助,帮助西北禁绝鸦片,发展经济,从而建立一个稳固的战略同盟。可现在看来,那根本不是一个坑,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交通是最大的难题。”财政部长沉声开口,打破了沉默。“我们测算过,一吨货物从昆明运到兰州,不算沿途军阀的盘剥和匪患的损耗,光是运费,就是货物本身价值的三到四倍。这种成本,任何大规模的商贸合作都无法承受。”
“更致命的是水利。”一位水利专家面色凝重地站起来。“我们都寄希望于修复古老的郑国渠,先解决粮食问题,再图禁烟。但考察团带回的精确测绘数据显示,经过上千年的变迁,泾水河床已经严重下切,郑国渠的古引水口,现在高悬在河道上方十几米的地方。那条渠,已经彻底废了。想要重新引泾水入渠,工程量不亚于新建一条运河,没有五年十年,根本不可能完成。”
“没有粮食增产的保证,强行禁烟,就是逼着上千万百姓造反。”
“没有便捷的交通,我们的技术、设备、人员,都送不进去。”
“鸦片、军阀、缺水、交通……这四个问题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无解的死局。”
悲观的情绪如同病毒一般,在房间里迅速蔓延。他们第一次感到,林景云擘画的那个“西南西北大联合”的宏伟蓝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林景云一直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听着,手指在那张血红的地图上缓缓移动。他的脸上没有震惊,没有沮丧,只有一种冰冷的平静,仿佛在解一道无比复杂的数学题。
终于,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
“死局,不代表无子可落。”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根定海神针,瞬间稳住了所有人的心神。“路不通,我们就先想办法修路。渠不成,我们就先改良种子。大病不能下猛药,那就先固本培元,调理气血。”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拿起一支笔。
“各位看,西北苦,苦在根上。这个根,我们现在动不了。但我们可以先从枝叶入手。”
“第一,援助不止。但援助的方式要变。”他用笔在地图上点了点。“我们不能再想着全面开花,而是要重点突破。我提议,先期援助,集中在两件事上:送种子,办学校。”
“送种子,就是将我们云南培育出的所有耐旱、高产的作物种子,包括土豆、玉米、红薯的新品种,无偿提供给西北军,在他们控制力最强的区域,比如绥远的河套地区,甘肃的兰州周边,建立试验田。先让当地的百姓看到,种粮食比种鸦片更有奔头。这是一场攻心之战。”
“办学校,就是将我们的考察团、医疗队,就地转为教员。在西北开办小型的技术培训班、卫生员培训班,甚至扫盲班。我们现在派一千个工程师过去,没有配套的熟练工人,也是白费。但我们如果能在那里培养出一万个懂得基本原理的本地学生,那未来就是燎原的火种。”
“第二,交通问题。”他的笔,从云南出发,划向四川,再从四川,指向甘肃。“滇西北的交通,短期内无法指望。但我们可以建议冯玉祥,集中力量,先打通从甘肃到四川的道路。只要川陕路一通,再等我们修通滇川公路,整个西南和西北,就盘活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林景云的声音变得斩钉截铁,“我们必须让冯玉祥和他的西北军,清醒地认识到,靠他们自己,永远走不出这个泥潭。这份报告,必须原封不动地,送一份到他的手上。”
……
绥远,包头。
风沙正紧,窗户纸被吹得猎猎作响,仿佛随时都会被撕裂。一盏昏黄的油灯下,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死死地盯着桌上的一份文件。
他就是冯玉祥。
与昆明的精致办公室不同,这里只是一间土坯房改造的简陋指挥部。墙上挂着军事地图,角落里堆着马鞍,空气中混杂着烟火和皮革的味道。
陪在他身边的,是刚刚从云南返回的心腹参谋长,刘骥。
冯玉祥已经在这里坐了整整一个时辰,一动不动,只有胸口剧烈的起伏,显示着他内心的惊涛骇浪。他看的,正是云南考察团那份报告的副本。
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张图,都像一把烧红的刻刀,在他心上反复烙印。
他看到了察哈尔的牧民在刺刀下铲掉草场,看到了绥远的老农跪在罂粟田里哭泣,看到了兰州的筏子工用性命去换几口大烟,看到了河南的灾民在洪水和战火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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