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里，也是人间地狱。黄河连年泛滥，我们路过一处决口，沿途全是逃难的灾民，易子而食不是传说。军阀混战更是家常便饭，胡景翼的部队驻扎在豫西，刮地皮的本事，比黄河水还厉害。河南的百姓，就像是站在一个磨盘上，一边是天灾，一边是人祸，两头挤压，血肉横飞。”
陈思奇讲完了，整个办公室里，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那份厚重的报告，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他们原本的设想，是复制云南的成功经验，通过援助，帮助西北禁绝鸦片，发展经济，从而建立一个稳固的战略同盟。可现在看来，那根本不是一个坑，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交通是最大的难题。”财政部长沉声开口，打破了沉默。“我们测算过，一吨货物从昆明运到兰州，不算沿途军阀的盘剥和匪患的损耗，光是运费，就是货物本身价值的三到四倍。这种成本，任何大规模的商贸合作都无法承受。”
“更致命的是水利。”一位水利专家面色凝重地站起来。“我们都寄希望于修复古老的郑国渠，先解决粮食问题，再图禁烟。但考察团带回的精确测绘数据显示，经过上千年的变迁，泾水河床已经严重下切，郑国渠的古引水口，现在高悬在河道上方十几米的地方。那条渠，已经彻底废了。想要重新引泾水入渠，工程量不亚于新建一条运河，没有五年十年，根本不可能完成。”
“没有粮食增产的保证，强行禁烟，就是逼着上千万百姓造反。”
“没有便捷的交通，我们的技术、设备、人员，都送不进去。”
“鸦片、军阀、缺水、交通……这四个问题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无解的死局。”
悲观的情绪如同病毒一般，在房间里迅速蔓延。他们第一次感到，林景云擘画的那个“西南西北大联合”的宏伟蓝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林景云一直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听着，手指在那张血红的地图上缓缓移动。他的脸上没有震惊，没有沮丧，只有一种冰冷的平静，仿佛在解一道无比复杂的数学题。
终于，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
“死局，不代表无子可落。”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根定海神针，瞬间稳住了所有人的心神。“路不通，我们就先想办法修路。渠不成，我们就先改良种子。大病不能下猛药，那就先固本培元，调理气血。”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拿起一支笔。
“各位看，西北苦，苦在根上。这个根，我们现在动不了。但我们可以先从枝叶入手。”
“第一，援助不止。但援助的方式要变。”他用笔在地图上点了点。“我们不能再想着全面开花，而是要重点突破。我提议，先期援助，集中在两件事上：送种子，办学校。”
“送种子，就是将我们云南培育出的所有耐旱、高产的作物种子，包括土豆、玉米、红薯的新品种，无偿提供给西北军，在他们控制力最强的区域，比如绥远的河套地区，甘肃的兰州周边，建立试验田。先让当地的百姓看到，种粮食比种鸦片更有奔头。这是一场攻心之战。”
“办学校，就是将我们的考察团、医疗队，就地转为教员。在西北开办小型的技术培训班、卫生员培训班，甚至扫盲班。我们现在派一千个工程师过去，没有配套的熟练工人，也是白费。但我们如果能在那里培养出一万个懂得基本原理的本地学生，那未来就是燎原的火种。”
“第二，交通问题。”他的笔，从云南出发，划向四川，再从四川，指向甘肃。“滇西北的交通，短期内无法指望。但我们可以建议冯玉祥，集中力量，先打通从甘肃到四川的道路。只要川陕路一通，再等我们修通滇川公路，整个西南和西北，就盘活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林景云的声音变得斩钉截铁，“我们必须让冯玉祥和他的西北军，清醒地认识到，靠他们自己，永远走不出这个泥潭。这份报告，必须原封不动地，送一份到他的手上。”
……
绥远，包头。
风沙正紧，窗户纸被吹得猎猎作响，仿佛随时都会被撕裂。一盏昏黄的油灯下，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死死地盯着桌上的一份文件。
他就是冯玉祥。
与昆明的精致办公室不同，这里只是一间土坯房改造的简陋指挥部。墙上挂着军事地图，角落里堆着马鞍，空气中混杂着烟火和皮革的味道。
陪在他身边的，是刚刚从云南返回的心腹参谋长，刘骥。
冯玉祥已经在这里坐了整整一个时辰，一动不动，只有胸口剧烈的起伏，显示着他内心的惊涛骇浪。他看的，正是云南考察团那份报告的副本。
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张图，都像一把烧红的刻刀，在他心上反复烙印。
他看到了察哈尔的牧民在刺刀下铲掉草场，看到了绥远的老农跪在罂粟田里哭泣，看到了兰州的筏子工用性命去换几口大烟，看到了河南的灾民在洪水和战火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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