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初，南都的天气已经转冷，但一场更大的寒流，正随着几辆挂着普通牌照的黑色公务车，悄无声息地降临这座城市。
由教育部专家组成的调查组，绕开了南都教育局精心准备的、金碧辉煌的“样板校”，径直驶向了城乡结合部一所名为“新华路小学”的学校。这里，是“智慧分班”问题最尖锐、家长反响最激烈的地方之一。
当调查组组长，那位头发花白的教育家魏老先生，走进五年级的教学楼时，校长正满头大汗地从办公室跑出来，脸上堆着僵硬的笑容，试图将他们引向另一栋“成果展示楼”。
魏老先生只是摆了摆手，目光如炬，径直走向了走廊尽头的两个教室。左边的教室门上，挂着一块精致的亚克力牌，上面用艺术字体写着“高效探索班”；而右边的教室，门上则空空如也，只有一个陈旧的“五年级四班”的木牌。
课间休息的铃声刚刚响起。左边教室里鱼贯而出的孩子们，校服整洁，手里拿着最新款的文具，三五成群，高声讨论着昨晚在“星火学堂”里攻克的某个难题。而右边教室里出来的孩子，则显得沉默许多，他们默默地走到走廊的另一侧，与A班的同学之间，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
魏老先生的目光，落在一个正趴在栏杆上，默默看着楼下操场的女孩身上。她就是李静。
调查组的专家们，在学校的会议室里，见到了几位被临时通知前来的家长。
一位A班学生的母亲，妆容精致，但眉宇间却充满了难以掩饰的焦虑：“我们家孩子现在每天晚上都要学到九点，平板一到时间自动锁了，他就抓紧一切时间做题、刷排名。我们做家长的，也跟着紧张。但是没办法，大家都这么拼，我们不跟上，不就被甩开了吗？”
而李静的父亲，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则攥紧了拳头，声音沙哑：“我们女儿以前很开朗的，现在回家一句话都不说。就因为我们没钱交那笔‘赞助费’，她就被分到了B班。学校说这是‘因材施教’，这哪里是因材施教？这是在告诉我的孩子，她从十岁开始，就比别人低一等！”
一位教了三十年书的老教师，红着眼圈说：“我一辈子教书育人，现在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学生。我亲眼看着一个班的孩子，被硬生生分成了两个世界。我们当老师的，心痛啊！”
离开学校时，魏老先生一言不发，脸色凝重。
第二天下午，星火科技总部顶层，李浩的办公室。
他接到了调查组的约谈电话。他没有丝毫意外，只是平静地回复：“好的，我马上过去。”
在南都市政府一间临时征用的会议室里，李浩见到了魏老先生和调查组的全体成员。气氛严肃，但他内心却异常平静。
“李浩同志，28岁，星火科技人力总监，星火教育业务负责人。”魏老先生看着手里的资料，缓缓开口，“你很年轻，也很有能力。我们想听一听，你对这个‘智慧课堂’项目，最真实的想法。”
李浩站起身，没有做任何辩解。他打开带来的笔记本电脑，将屏幕投影到幕布上。
“各位专家，我想，任何语言的解释都是苍白的。我想请大家看一看我们后台最原始、最真实的数据。”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复杂的数据仪表盘。李浩熟练地操作着，首先展示了项目的“正面”数据：A班学生的平均成绩提升曲线、高难度知识点的掌握率、用户的活跃时长……
然后，他话锋一转，点开了另一个界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另一部分数据。”
屏幕上，画风突变。一个词云图，将“垃圾”、“笨蛋”、“滚出A班”等充满恶意的词汇，放大加粗，触目惊心。一张用户心理压力评估图表，显示近半数学生的“厌学倾向”和“社交焦虑”指数，在分班后呈直线上升。
他甚至调出了李静的个人用户报告，那句“今天，我被丢掉了”的心情日记，和随后断崖式下跌直至归零的登录曲线，被清晰地展示在所有人面前。
“我们并非没有考虑过风险，”李浩的声音很平静，“我们设计了严格的防沉迷系统，儿童在晚上9点到早上8点之间，无法访问任何学习内容。我们有人工团队，7x24小时处理平台上的不友善言论。但是……”
他停顿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出身，习惯了A/B测试，习惯了用数据来验证模型。在项目初期，面对‘效率’和‘公平’的冲突，以及背后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压力，我做出了一个‘放任观察’的决定。我天真地以为，可以从这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中，找到技术与教育的完美结合点。”
他直视着魏老先生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深刻地反思，我忘记了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不可重来的童年。我为我的傲慢、冷漠和急功近利，感到万分的羞愧。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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