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勘查结果让警方百思不得其解。
操场与教学区之间隔着高高的铁艺拉门，门锁完好，钥匙串挂在体育组办公室的墙上，无人动过。郑伯没有钥匙，不可能自己进去。篮球架高3.2米，郑伯身高1.65米，周围地面干净得异常——没有凳子，没有砖块，没有任何可以垫脚的东西。前夜下过小雨，煤渣跑道泥泞不堪，但郑伯的鞋底干燥清洁，没有沾上一丝泥土或煤渣。
尸检报告显示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确认为凌晨2:00-3:00。但法医私下透露了一个细节：在郑伯的指甲缝里，检验出了飞云水库特有的硅藻种类和几种水藻的残留物——这与从车祸遇难者肺中提取到的样本完全一致。
案件最终以“死因存疑，暂列意外”归档。但流言已如瘟疫般蔓延。
有人说，凌晨两点听到操场传来整齐的脚步声，像是一支队伍在走正步；有人说，路过学校时，看见篮球架下围着一圈湿漉漉的脚印，大小不一，明显属于不同的人；还有一名住校教师战战兢兢地承认，那晚他被奇怪的声响惊醒，从窗户瞥见操场上影影绰绰站着几十个人形，围成一圈，中间悬空吊着一个人影。当他打开手电筒照过去时，人影瞬间消散，只剩下郑伯的尸体在凌晨的寒风中，极其缓慢地顺时针旋转。
郑伯死后的第二个周五，怪事再现。
当晚值班的临时门卫发誓自己拉下了电闸，但深夜十一点，高一（七）班的灯光再度亮起。这次不止一人看见——学校对面居民楼的几户人家都证实，那晚三楼教室确实有光，窗户上人影晃动，仿佛正在上课。更有胆大者用望远镜观察，模糊看到黑板上似乎有白色的字迹。
第二天，警方破门进入教室。黑板上的景象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用尚未完全干涸的水迹，写着一行工整的楷书：
“课还没上完”
笔迹鉴定结果显示，黑板上的水迹字迹与李老师生前笔迹相似度高达93%。参与鉴定的老专家摇着头说：“奇怪，这水迹的成分就是普通自来水，可这干燥的速度也太慢了。”
教育局暗中从雁荡山请来一位老道士。道士绕着六中走了一圈，又去飞云水库边静坐了半天，回来时面色凝重。
“水缚灵，”他说，“死在水里的，怨气本就重，加上是集体横死，执念更深。他们不知道自己死了，魂魄还停留在最后记得的时刻——秋游回来，赶着上课。现在是头七之内，魂魄最固着的时候，每个周五他们都会‘回来’，重复那段路，上那堂永远上不完的课。”
“能送走吗？”王志国声音干涩。
道士沉默良久：“强行超度，四十三道魂魄，老道没把握，万一激怒它们，恐生更大的祸患。它们现在只认那间教室，只认那个时间。避让吧。活人不要冲撞，不要窥视，尤其不要被它们‘认出来’。那个守门人……就是看了不该看的，被当成了同学，要带他一起‘上课’。”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温州六中颁布了一条没有正式文件、却比任何红头文件都严格的规定：每日傍晚六点前，全校必须净校，教学区全面封闭，任何人员不得在夜间滞留。
从此，六中的学生成了温州城里唯一不用上晚自习的“幸运儿”。但这幸运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下。每当夕阳西沉，整座教学楼就像被抽空了生命，迅速沉寂黑暗下来。锁门的管理员总是匆匆离去，不敢回头多看一眼。
我的表姐林晓月转了学，但一直没能真正逃离。她每晚都做同一个梦：在漆黑冰冷的水底，同学们围着她，那些湿漉漉的手抓住她的脚踝，不是向下拉，而是用力将她向上推。“我能感觉到，”表姐低声说，“那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多人……很多双手一起用力。他们不是要抓替身，他们是想救我。”
有人问起郑伯的事，表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郑伯不该看的，”她声音发抖，“有些东西，活着的人看见了，就会被‘记住’。它们分不清生死，只觉得你该在教室里，该在那堂课上……它们会带你回去，补上缺席的座位。”
时光流转，六中最终迁往新校区，老校舍改为社区活动中心。但附近的老人仍会在雨天告诫孙辈：别去那边玩，尤其天黑以后。偶尔有不信邪的年轻人深夜路过，都说那栋老楼在特定角度下，三楼某扇窗户总会泛着一点朦胧的、水光般的光晕。
而关于那四十三个灵魂，最普遍的说法是：他们还在等待下课铃响。也许要等到所有记得他们的人都离开，也许要等到那栋老楼彻底倒塌，也许要等到某个同样湿冷的雨夜，一个不知情的人偶然走进那间空荡的教室，对着空无一人的座位说一句：
“放学了，你们可以回家了。”
但在此之前，每个周五的夜晚，当整座城市华灯初上，那间废弃的教室里，黑板上的水迹字迹总会重新变得清晰，灰白色的雾气会再次弥漫，四十三张湿漉漉的课桌椅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因为那堂课，还没有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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