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深秋，温州的雨季来得比往年都早。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温州六中高一（七）班的四十三名师生，结束了为期一天的秋游，坐上了返回学校的包车。车上载满了欢声笑语，学生们分享着采摘的野果和红叶标本，班主任李老师正在统计人数，一切看似平常。
车子沿着飞云水库公路行驶时，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下午四点的光景，却像是夜幕提前降临。有学生注意到，司机王师傅的双手死死抓着方向盘，指关节泛白，嘴里喃喃自语：“路上怎么都是水……”
话音未落，三十五座的大巴猛地加速，冲破护栏，在空中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直直坠入深不见底的水库。
救援队在一小时后赶到，水面已恢复平静，只在夕阳下泛着橘红色的波纹，像是被稀释过的血。打捞工作持续了三天，四十三具遗体陆续浮出水面。法医注意到一个共同点：所有遇难者的脚踝上，都有乌青色的手印，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抓握过。
四个幸存者中，包括我的表姐林晓月。她在医院昏迷了两天才醒来，对家人说的第一句话是：“好多手……在推我上去。”表姐后来回忆，落水后她很快失去意识，但在昏迷前，感觉到无数双手抓住她的脚踝——不是往下拉，而是用惊人的力量将她向上推。“那不是孩子的力气，”表姐颤抖着说，“也不是一个人的力气。”
车祸后第七天，按照本地习俗，是头七。
守门的郑伯像往常一样，在傍晚六点准时锁上教学区的所有门窗，拉下总电闸。他是退伍军人，在六中看了十五年大门，以胆大着称。那晚他泡了杯浓茶，坐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天气预报说，夜里有雨。
深夜十一点零三分，郑伯起夜时瞥见教学区三楼有光。
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确实是灯光，从高一（七）班教室的窗户透出来，昏黄、摇曳，像老式煤油灯的光。电闸明明拉下了。郑伯骂了句脏话，从门后抄起一根铁管。学校刚出了大事，不能再有闪失，万一是小偷呢？
教学区的侧门推开时，发出绵长的吱呀声。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味，像是刚下过雨的河岸。越往上走，湿气越重，墙壁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在黑暗中泛着微光。
高一（七）班教室的门虚掩着。
郑伯贴着墙壁挪到窗边，屏住呼吸，朝里望去。
四十三个人，一个不少。
李老师背对着门，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划过板面，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学生们低着头，头发和校服湿透，水珠从发梢、袖口、裤管不断滴落，在脚下汇成一片片小水洼。整个教室笼罩在灰白色的雾气中，窗玻璃内侧蒙着厚厚的水汽，水迹不断蜿蜒而下。
然后，靠窗第二排的男生缓缓转过头来。
郑伯认得他，叫陈志明，是班里的体育委员，打捞上来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篮球。此刻那张脸浮肿惨白，皮肤呈现出溺水者特有的皱褶与膨胀，眼眶里没有瞳孔，只有两汪浑浊的、不断溢出的水。
下一秒，全班四十三人——包括讲台上的李老师——齐刷刷地转过头，望向窗外的郑伯。
郑伯的铁管哐当落地。
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跑下楼的，只记得膝盖在楼梯上磕破的刺痛，以及回到传达室后，反锁上门，用桌子死死顶住门板时，自己粗重的喘息声。他裹着被子缩在墙角，抖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郑伯冲进副校长办公室，语无伦次地讲述了昨夜所见。副校长王志国，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在会议室里当着所有中层干部的面，拍着桌子训斥他：“老郑！你也是老党员、老战士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学校刚经历这么大的悲剧，家长们情绪都不稳定，你散布这种封建迷信谣言，对得起死去的孩子和老师吗？”
郑伯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胶鞋鞋尖。鞋底沾着一些暗绿色的、滑腻的东西，像是水藻。
那天余下的时间，郑伯异常沉默。他仔细打扫了传达室，把用了十几年的茶杯洗得锃亮，把值勤记录本上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傍晚五点半，他开始催促还没离开的师生。六点整，准时拉下电闸，锁好大门。
后来警方在传达室抽屉的暗格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他们叫我当守门人，说学校的门不能没人看。李老师说下周五测验，让我提醒同学们复习第三章。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不用考试了……我也快不用了。”
十一月五日，周六，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郑伯死在了学校操场的篮球架上。
发现他的是体育老师张建军。清晨六点，他照例来操场晨跑，远远看见篮球架上挂着个奇怪的东西。走近一看，这个一米八的汉子直接瘫软在地。
郑伯穿着那身深蓝色的守门人制服，脖子挂在篮球框边缘的铁丝上，身体笔直下垂，像一具吊钟的摆锤。他的表情凝固在极致的恐惧中——眼睛圆睁，几乎要裂出眼眶，嘴巴张到人类下颌骨允许的极限，紫黑色的舌头微微吐出。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的双手自然垂在身侧，没有任何挣扎抓挠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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