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墨卿回赠了幅芭蕉图，他接过时指尖擦过她的手背，两人都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手。廊下的紫藤萝落了他们一身，苏景年忽然说：“等修缮完，我给你画张听雨楼的全景图，带所有的光影。”
可这承诺没能兑现。五月底的一个清晨，苏景年背着帆布包站在月洞门外，眼底是掩不住的焦灼：“北平那边战事紧，营造学社要去抢救古建，我必须走。”他从包里掏出本笔记本，“图纸画了一半，等我回来……”
“等你回来亲手画完。”苏墨卿打断他，将那支紫檀笔塞进他手里，“这支笔你带着，就当替我看着你。”她转身回楼时，听见他在身后说：“画案上的刻痕，我会数着日子等它再深一圈。”
苏景年走后，苏墨卿每日在画案前枯坐。她换了支普通的羊毫，把他留下的半本图纸压在砚台下。梅雨季来临时，新换的梁架果然稳稳撑住了雨，可那个说要画全景图的人，却再没消息。
民国二十六年的深秋，南京城的梧桐叶落了满地，苏宅里却弥漫着比寒意更重的凝滞。苏墨卿立在太爷爷的书房外，手指攥着那份刚从上海寄来的电报，指尖几乎要嵌进纸里。
“进来。”书房内传来太爷爷苏明远的声音，苍老却依旧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位曾在晚清朝中任职、如今是江南实业巨擘的老人，正对着一盏油灯擦拭他的老怀表，黄铜表壳在昏暗中泛着温润的光。
苏墨卿推开门，电报上“日军逼近上海，工厂危在旦夕”的字眼像针一样刺目。她深吸一口气：“太爷爷，上海的纱厂……”
“我知道了。”苏明远打断她，将怀表揣进怀里，“你父亲在电报里说，想把机器迁去重庆？”
“是，可沿途关卡重重，费用也……”苏墨卿的话顿住了。她知道苏家的难处，这几年战事频起，生意早已大不如前，迁厂几乎是孤注一掷。
苏明远却站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一个紫檀木盒。打开的瞬间，里面整齐码放的金条在灯下闪着冷光。“这是苏家五代人的积蓄，”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当年我办厂，是想让国人穿得上自己织的布。如今国难当头，机器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工人也不能没饭吃。”
苏墨卿愣住了。她一直以为太爷爷守着这些家产，是为了苏家的百年基业，却没料到他心里装着的是更重的东西。
“你去上海。”苏明远将木盒推到她面前，“带着金条，盯着工人把机器拆了运走。告诉他们，只要人在，厂子就还能建起来。”他顿了顿，从腕上褪下一只玉镯，“这是你太奶奶的陪嫁，路上带着，或许能帮你应付些场面。”
那玉镯温润通透，苏墨卿认得，太爷爷戴了一辈子，连洗澡都不曾取下。
三日后，苏墨卿坐在前往上海的火车上，窗外的田野渐渐被残破的村庄取代。她摩挲着腕上的玉镯，忽然想起小时候，太爷爷抱着她在院子里看星星，说：“卿丫头，咱中国人的骨头，得像这院子里的老槐树，就算被雷劈了，根也得扎在土里。”
上海的工厂里，工人们正忙着拆卸机器。苏墨卿指挥着众人将零件装箱，夜里就和工人一起睡在车间的草垛上。有天深夜，几个日本兵突然闯进来搜查，手电筒的光扫过墙角的金条箱时，苏墨卿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这是我的厂子，”她强作镇定地迎上去，将玉镯亮出来，“祖上留下的产业，只想保全这点家当。”那玉镯的光泽在黑暗中格外显眼，领头的日本兵盯着看了半晌，不知是被玉镯的价值打动，还是忌惮苏家在本地的声望，最终骂了句什么，带着人走了。
一个月后，第一批机器终于装上了前往重庆的货船。苏墨卿站在码头，看着货船消失在雾色中，转身给南京发了封电报。
半个月后，她收到了太爷爷的回信，只有八个字：“吾家有女，如松之盛。”
那年冬天，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时，苏墨卿正在重庆的临时厂房里指挥工人们安装机器。她想起太爷爷书房里的那盏油灯，想起他擦拭怀表时的样子，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比家产更重要——是骨头里的那点硬气，是危难时的那点担当。
后来，苏家的纱厂在重庆重新开工，织出的布匹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有人说，苏老爷子把家底都砸进去了，不值。可苏墨卿知道，太爷爷要的从不是值不值，而是对得起脚下的这片土地，对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
民国三十一年冬，她在重庆的难民营里见到个断了腿的老兵，对方说曾在北平见过苏景年，说他为了保护云冈石窟的佛像，被日军的炮弹炸伤了腿。“苏先生怀里总揣着支笔，说要还给苏州的一位小姐。”
苏墨卿疯了似的往北平跑，却只在沦陷的废墟里找到片染血的紫檀木——是那支笔的残骸。她把残片收好，回重庆后继续主持纱厂她们织出的布匹都送往抗日前线。有人说她傻，放着安稳日子不过，她却只是摩挲着那半块笔杆：“他在守国的根，我便守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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