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陈墨回到了位于深水埗石峡尾邨附近的一处私人住宅楼，来到三楼的一间屋子，拿出钥匙打开了房门。
房子不大，按照香江这边的习惯，总共387尺（一尺就是一平方英尺，一平方米等于10.76平方英尺。），换算成平方米，刚好是36平。
就是这样一套房子，已经是香江大多数普通人的梦想。
香江的平均收入虽然要高，但人口密度大，住房压力大，很多人都买不起房子。
在香江，评价一套房子是不是豪宅，只要你进到他家里，能够看到一张一米五的大床，就能够算是豪宅了。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一家几口人能够挤在十几平方的房子里，已经相当不错了。
还有许多的底层居民，居住在笼房、棺材房、寮屋里面。
所谓的笼房，就是在一间房间内，放置多个三层的上下铺，每一个上下铺用铁丝网围起来，就像火车上的卧铺一样。
有些拥挤的笼房，甚至有一百多号人，挤在一间六七十平的房子里。人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
棺材房和笼房相似，同样都是无法站立的。
至于寮屋，是非法搭建的棚户。就像之前抓捕朱滔时，被陈家驹等人开车撞毁的贫民窟。那样的棚户区，不提供水电，结构不稳定，缺乏保障，一旦有大风刮来，房顶随时可能被掀飞。
还有许多的上班族，普通市民，通过轮候政府公屋（如屋邨单位）解决住房问题。
就连大多数底层警员，如果分配不到警员宿舍，也会选择轮候公屋。公屋属于政府为了安置底层居民建造的房子，租金比私人住宅低很多，但需要轮候。
深水埗、旺角、油麻地、观塘等一些旧区，因近警署、交通便利且租金较低，成为了警员聚集地。
陈墨一个人，能够独立拥有一套这么大的私人住宅，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就像警长陈家驹，目前都还在和别人一起合租。
而且，系统这次除了赠送这套房子之外，还送了点别的东西。
客厅靠墙立着一个深棕色的老式中药柜，三排四十个小抽屉，每个抽屉的黄铜拉环都被摩挲得发亮。
柜顶整齐摆放着几个大玻璃罐，里面是常见的枸杞、菊花、陈皮。药柜旁是一张铺着白色亚麻布的推拿床，墙上挂着人体经络图和一个针灸用的铜人模型。
另一面墙边则是一个西药柜，透过玻璃门能看到阿司匹林、青霉素、肠胃药等常见西药，都分门别类贴着手写标签。
客厅中央的木桌上，放着一套血压计、听诊器和几本翻旧了的医书——《伤寒论》《实用内科学》。
这是陈墨的“双重身份”——油麻地警署的高级警员，以及一家私人小诊所的医生。
这年代的香江，医院的医疗费并不便宜。许多底层百姓都舍不得去医院，一些相对便宜的小诊所就成了最佳选择。
由于陈墨医术高明，收费较低，在附近也积累了一定的名气。尤其是居住在石峡尾邨的居民，基本上都会跑到他这儿来看病。
陈墨脱下警服外套挂好，换上家常的棉布衬衫，然后走到窗前，打开了挂在窗外的灯牌。灯牌是手制的，白底红字，简单的“陈医师诊症”五个字。
当红色的灯光亮起，在渐浓的暮色中格外显眼，附近的许多居民就知道：陈医生回来了。
灯亮后不到十分钟，敲门声就响了。
“陈医生在吗？”门外是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
陈墨开门，是住在对面五楼的陈婆婆，手里牵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孩子脸颊通红，不住咳嗽，眼睛水汪汪的。
“阿明这是发烧了？”陈墨侧身让两人进来。
“是啊，放学回来就说喉咙痛，一量体温三十八度半。”陈婆婆满脸忧虑，“他爸妈加班要十点才回来，医院又...”
“坐，我先看看。”陈墨示意孩子坐到桌旁的椅子上。
他先用体温计给孩子量体温——三十八度七。然后检查喉咙，红肿明显。听诊器听肺部，呼吸音粗重但尚无啰音。
“扁桃体发炎，有点支气管炎的早期迹象。”陈墨一边写病历一边说，“我先给他打一针青霉素控制感染，再开三剂中药清热解毒。今晚要密切观察，如果明天还烧，我又不在家，一定要去玛丽医院。”
“那...多少钱？”陈婆婆小心地问。
“诊金十五块，药费三十。”陈墨说着已从药柜取药。
药费基本上是按照成本加上几块收的，毕竟买药制药也需要费时间。
陈婆婆连声道谢，从手帕包里数出四十五元港币，皱巴巴的纸币叠得整整齐齐。
孩子打针时哭了几声，陈墨从抽屉里拿出一粒糖：“勇敢，吃了糖就不苦了。”
送走陈婆婆祖孙，陈墨刚准备整理药方，敲门声又响了。
这次是住在隔壁栋的搬运工李伯，五十多岁，腰背佝偻得厉害。
“陈医生，我这老腰又不行了，今天搬了两车货，现在直都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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