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季节的雨丝像被扯散的棉絮，黏在老式居民楼的玻璃窗上。林秀芝用抹布擦到第三遍时，楼下突然传来搪瓷碗摔碎的脆响，紧接着是男人含混的咒骂和女人压抑的哭声。她手一顿，抹布在玻璃上划出歪歪扭扭的水痕，像道没愈合的疤。
“又吵了？”丈夫陈建军从阳台探进头，手里还攥着没拧干的拖把。他鬓角的白发被水汽浸得发亮，去年厂里买断工龄时染的黑发，如今正一截截褪成灰白。
林秀芝没回头，目光越过对面楼晾着的蓝白格子床单，落在三楼那扇始终拉着米色窗帘的窗户上。“张老师家的碗，估计是又没拿稳。”她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你拖完地去看看，上次买的创可贴还有吗？”
陈建军“嗯”了一声，拖把在地板上拖出沉闷的声响。这栋五十年代的苏式筒子楼里，家家户户的动静都像装了扩音器。张维桢家在二楼，和他们隔着三段回廊，可林秀芝总觉得那扇门后的气息，能顺着墙壁的裂缝渗进自家厨房。
她第一次见张维桢是在十年前的初秋。那天陈建军刚升了车间主任，厂里分了这套带阳台的房子，搬家时她正踮脚够衣柜顶上的纸箱，忽听楼下传来钢琴声。《致爱丽丝》的旋律被弹得磕磕绊绊，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在摔跤，却执拗地不肯停下。
“是新来的张老师，”对门的王大妈抱着菜篮子经过，嗓门亮得能穿透琴声，“听说以前是大学教音乐的，丈夫没了，带着个傻儿子住进来的。”
林秀芝趴在阳台栏杆上往下看。二楼的回廊里，一个穿米白色连衣裙的女人正弯腰捡散落的乐谱，风掀起她半旧的裙摆，露出脚踝上一道淡粉色的疤痕。女人抬起头时，林秀芝看见她眼角的细纹里，盛着比秋阳更柔和的光。
后来才知道，那道疤是十年前留下的。张维桢的丈夫周明远是建筑设计师，当年为了救一个横穿马路的孩子，被卡车撞断了腿。卧床三年后，男人在一个雪夜吞了整瓶安眠药，床头柜上还摊着没画完的设计图。
“他总说拖累我们娘俩，”有次张维桢来借酵母粉，林秀芝留她喝了杯红糖水，女人捧着搪瓷杯轻声说，“可他不知道，他在的日子，连窗外的麻雀叫都比别人家长。”
那时张维桢的儿子周磊才八岁，眉目像极了父亲，只是眼神总有些涣散。孩子患有先天性自闭症，不会说话，却对声音格外敏感。每次陈建军开着那辆二手摩托车进院，周磊都会突然捂住耳朵尖叫，直到张维桢抱着他弹起钢琴，才能慢慢安静下来。
林秀芝的女儿陈瑶比周磊小两岁，梳着羊角辫，像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有天她拿着颗大白兔奶糖跑下楼，非要塞进周磊手里。男孩猛地把糖打在地上，发出惊恐的呜咽。张维桢慌忙道歉，林秀芝却拉住她：“让孩子们自己待会儿。”
那天下午，林秀芝蹲在回廊的阴影里，看着女儿把奶糖捡起来，剥开糖纸塞进自己嘴里，然后对着周磊做鬼脸。周磊起初缩在母亲身后，后来竟慢慢探出头，指着陈瑶嘴角的糖渣，发出模糊的“啊”声。
“你看，”林秀芝碰了碰张维桢的胳膊，“他们懂彼此的话。”
张维桢的眼圈一下子红了。阳光穿过回廊的铁栏杆，在她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把星星。
可这样的温暖，总被猝不及防的寒意打断。周磊十三岁那年夏天，把开水瓶打翻在陈瑶腿上。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惊动了半个院子，林秀芝冲进张维桢家时，看见女儿的小腿已经起了成片的水泡，而周磊缩在钢琴底下，死死咬着自己的手腕。
“对不起，我只是去倒杯水的功夫……”张维桢语无伦次地道歉，手忙脚乱地找烫伤膏，却把药瓶碰倒在地上。
陈建军赶来时，脸铁青得像要滴出水。他一把抱起陈瑶往医院跑，经过张维桢身边时，撂下句“以后看好你儿子”，声音冷得像冰。
那天晚上，林秀芝在医院守着女儿，陈建军独自回了家。凌晨三点，她接到王大妈的电话，说陈建军在楼下和张维桢吵了起来，男人把张维桢家的花盆都掀了。
林秀芝赶到时，看见陈建军正揪着张维桢的胳膊，而周磊蜷缩在钢琴底下，用头撞着琴腿。她冲过去推开丈夫，却被他狠狠甩开：“你看看瑶瑶的腿！你还护着她们！”
“他是个病人！”林秀芝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你跟个病人较什么劲？”
张维桢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建军哥，你打我骂我都行，别吓着孩子。”她仰起脸，脸上还沾着泥土，“以后我再也不让磊磊出门了。”
月光从回廊的窗棂漏下来，照在女人颤抖的肩膀上。林秀芝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从那以后，二楼的窗帘就很少拉开了。偶尔林秀芝会听见钢琴声，却不再是《致爱丽丝》，而是断断续续的单音，像谁在黑暗里敲打着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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