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朝廷警惕的是，技术的扩散速度有时超出了管控。一些中小工坊主为了尽快获利，开始私下挖角官营工坊或“四海精工社”的熟练工匠，甚至尝试仿制、简化蒸汽机，导致了几起因工艺不过关引发的锅炉爆炸事故。技术红利与安全风险、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活力的矛盾，开始凸显。
第三个层面的变化，则是在全球视野下的布局深化与文化渗透。
“镇海卫”海战的大胜，其影响持续发酵。总衙变得异常繁忙，不仅南洋、西洋诸国使节络绎于途，连奥斯曼帝国苏丹派出的正式使团，也历经艰险，终于在这一年抵达南京。他们带来了精美的地毯、大马士革钢刀，以及关于地中海、红海局势的珍贵情报，更表达了与东方这个新兴巨人建立正式外交与贸易关系的强烈愿望。
朱雄英指示总衙，以此为契机，正式启动 “西洋常驻理番官” 制度的试点。经过严格选拔和培训，数名精通外语、了解外情、忠诚可靠的年轻官员，被赋予“钦差理番官”的身份，携带国书与礼物，随同返航的奥斯曼使团及大明贸易船队，分别前往古里、霍尔木兹（波斯湾）、乃至尝试远赴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常驻。他们的使命不仅仅是维持外交礼仪和贸易联系，更肩负着深入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军事状况，绘制精确地图，搜集各种情报（包括欧洲动向），并尝试建立稳固情报网络的职责。大明的眼睛和触角，开始真正有计划地伸向遥远的西方。
与此同时，“皇家格致研究院”下属的“译书馆”与“刊印局”也进入了高产期。除了继续翻译西方数学、天文、地理着作，他们开始系统整理、刊印此次海战缴获的葡萄牙航海日志、海图、乃至一些关于欧洲历史、政体、军事制度的零星记载，编纂成《西洋风土辑略》、《欧罗巴诸国志略》等小册子，不仅供朝廷参考，也有限度地向“格致书院”及通过审查的士子开放借阅。一种基于事实而非想象的、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开始在帝国的精英阶层中缓慢构建。徐光启等人在编纂《格致宝鉴》后续卷册时，也开始尝试将这些西方知识，与华夏典籍进行更深层次的比较与融合思考。
然而，宏图伟业的奠基，绝非一片坦途。
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财政。尽管海关收入因海贸繁荣而激增，工商税收也稳步增长，但“驰铁”工程那如同无底洞般的耗费，依然让户部官员夜不能寐。朝廷开始尝试发行更大规模的“建设国债”，向民间商贾、富户甚至官员募资，许诺以未来铁路运营收益或关税收入分期偿还本息。这固然缓解了部分压力，但也将国家信用与一项空前浩大的工程彻底捆绑，风险不言而喻。
其次，是吏治与腐败的新考验。如此庞大的工程和资金流动，如同最肥沃的土壤，滋养着蛀虫。尽管朱雄英和宋礼三令五申，设立了严格的审计与监察制度，但工程沿线仍不时暴出物料虚报、款项挪用、克扣工钱等案件。新旧官僚体系在巨大利益面前的适应与博弈，异常残酷。
再者，是社会层面持续的阵痛与潜在的不安。铁路修建沿途的征地、拆迁，虽有补偿，但难免有强拆与不公；传统运输业的凋零，使得相关从业人员及其家庭的怨气在积聚；蒸汽工坊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在部分地区引发了小规模的抵制与冲突。秦王等藩王虽表面臣服，但其旧势力在地方盘根错节，难免会暗中利用这些社会矛盾，煽风点火。
站在南京城外的钟山之巅，俯瞰着脚下这座日新月异、同时也躁动不安的帝都，以及那如同巨龙脊骨般开始向北方延伸的建设工地，朱雄英的心中充满豪情，亦充满审慎。他知道，自己正带领着这个古老的帝国，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赌上国运的豪赌。赌的是技术的力量、制度的活力、以及这个民族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时的智慧与韧性。
“宏图伟业奠基时”，每一个基石都需以汗水、智慧甚至鲜血浇筑。潜龙之功，于此波澜壮阔的建设洪流中，正从“破旧立新”的锐气，转向“塑造未来”的厚重与深沉。帝国的命运，文明的走向，都将在这一锹一镐、一钉一铆的夯实中，逐渐显现出它最终的轮廓。建文五年的天空下，回荡着蒸汽的咆哮、铁锤的铿锵、以及一个古老文明向着现代世界奋力迈进的、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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