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的金秋，因巽他水道那场决定性的辉煌胜利，而被赋予了迥异于往岁的、如熔金般炽热而厚重的色彩。大明的日月龙旗，不仅在西洋的惊涛骇浪中傲然挺立，更以一种无可争议的姿态，插在了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这场胜利，如同一道最强劲的催化剂，瞬间将过去数年积累、发酵乃至一度压抑的所有变革能量，彻底激发、释放，并以惊人的速度，转化为塑造“煌煌盛世”的磅礴力量。
胜利的光芒，最先刺破了笼罩在朝堂之上的最后阴霾。
当靖海大将军周忱的捷报与部分缴获的葡萄牙舰旗、火器被呈送至奉天殿时，整个帝国的权力中心陷入了一种近乎狂欢的振奋之中。那些曾经对海事开拓、对新式战舰、对耗费巨资的“镇海卫”心存疑虑甚至公开反对的官员，此刻面对着那实实在在的战果——俘获的西洋巨舰图纸、威力惊人的青铜重炮、以及周忱报告中关于蒸汽动力在逆风机动中决定性作用的描述——所有的质疑都化为了由衷的惊叹与拜服。
秦王朱樉在府中听闻详报后，沉默了整整一日，最终长长叹息一声，命人焚毁了所有与“谏罢新政”相关的私人文书，并郑重上书朝廷，为其“昔日愚见，几误国事”而深切请罪，表示今后唯朝廷马首是瞻。晋、楚等王也纷纷效仿。来自宗室内部最顽固的阻力，在绝对的实力和功绩面前，终于冰消瓦解。建文帝朱标与监国太子朱雄英的权威，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以此为契机，朱雄英顺势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胜利、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在朝堂迅速通过：
首先，是 《扩增实学科举并优叙格致人才诏》 的正式颁布。诏书明确规定，自明年（建文五年）起，将实学科（包括格物、算学、舆地、商律、海事等）的乡试范围，从之前的直隶与沿海八省，扩展至全国所有行省！并且，大幅度提高各省“格致生”的录取名额，其考中后的出身与授官，与经义进士“一体视之，量才擢用，尤重实务之部”。这标志着实学取士，从试点和补充，正式成为与经义并驾齐驱的帝国核心选官通道之一。
其次，朝廷拨出巨资，设立 “皇家格致研究院” ，由宋礼出任首任院长，徐光启等一批崭露头角的“经世派”精英被延揽入院。研究院不仅负责最前沿的蒸汽机、冶金、造船、火器等技术研发，更兼有整理、翻译、研究、消化海外科技典籍，并尝试与华夏传统技艺、学术相融合的使命。其地位超然，直接对监国太子负责，成为帝国科技创新的最高殿堂与智库。
再者，基于海战的经验，朝廷批准了海军都督府（由原海事总局水师司升格）的扩军计划。未来五年，将再建四艘“镇远级”主力舰及十余艘各型辅助战舰，全部装备最新的“洪武叁型”蒸汽机。同时，正式启动“长江口—镇海卫—古里”的远洋海军基地链建设规划，将海上力量的存在常态化、前沿化。
胜利的果实，迅速转化为民间空前高涨的“实业”热情与思想解放。
南京城“百工园”的东家沈万三，敏锐地抓住了朝廷褒奖军工、鼓励海贸的东风。他联合数家拥有专利的匠坊，在工部与总衙的许可下，成立了大明第一家以股份制明确筹资、专注于“海事机械与精工制造”的商号——“四海精工社” 。他们不仅承接海军舰船部分精密零件的订单，更开始尝试仿制并改进缴获的葡萄牙火器，并设计制造适用于近海贸易的蒸汽明轮商船。民间资本与技术结合的力量，开始迸发出惊人的活力。
而在思想领域，“巽他水道大捷”彻底击碎了“西学无用”乃至“西学有害”的谬论。徐光启等人编纂的 《格致宝鉴》 第一卷（主要收录几何、算术、力学原理及与华夏古籍的对照阐释）由“皇家格致研究院”资助，以精美的活字印刷出版，瞬间被抢购一空。国子监内，选修实学课程的监生人数暴增，“经世派”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连一些最保守的大儒，也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格物致知”的古训，尝试将“蒸汽之力”、“火炮之利”纳入其“天道”、“器用”的阐释体系。一种更加自信、更加开放、更加注重实证与效用的学术风气，成为主流。
胜利的威势，更是重塑了帝国周边的地缘格局与国际声望。
总衙变得门庭若市。不仅传统的藩属国如琉球、暹罗、占城等遣使庆贺，贡品加倍，言辞愈发恭顺；就连一些原本游离于朝贡体系之外，或与葡萄牙等西方势力有所接触的南洋土邦、印度沿海城邦，乃至波斯湾的商团代表，也纷纷携重礼而来，请求觐见，希望与大明建立或深化贸易关系，寻求庇护。
朱雄英指示总衙，抓住时机，正式颁布 《大明与诸番互市通例》 ，以“镇海卫”及新规划的古里商站为核心，构建一套以大明为主导、规则相对清晰（包括关税、商品、行为规范）的印度洋贸易网络。同时，他授权总衙，可以与奥斯曼帝国、威尼斯共和国等西方重要势力进行更高级别的外交往来，探讨正式建交、互设常驻使节（称“理番官”）的可能性，旨在打破葡萄牙可能的信息与外交封锁，将大明融入更广阔的世界交往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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