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桥案”的余威尚在关中官场回荡,如同一股清冽的寒风,吹散了部分积弊的阴霾。然而,太子冉智的注意力,已然从惩奸除恶、拨乱反正的“破”,果断地转向了兴利安民、建设根基的“立”。关中之行,让他最为揪心、也认为最为关键的,便是水利设施的长期失修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影响。这不仅仅是几个农户减产、一村一寨困苦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帝国“关中”这一重要粮仓的稳定产出,关系到千万黎庶的生存根基与朝廷赋税的源头活水。
他将随行的两名格物大学子(一位擅长水文地理,一位精通工程营造)以及通过地方官征召来的几位熟悉渭水及其支流水文特性、有着数十年与河水打交道经验的老农、老河工召集起来,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水利勘察小组”。他亲自带队,不顾暑热与路途颠簸,沿着渭水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如泾水、洛水),进行细致而艰苦的实地考察。他要亲眼看看,这被誉为关中母亲河的渭水,究竟病在何处。
他们走访了前朝着名的郑国渠、白渠、龙首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的遗址。这些曾经滋养了秦川大地、支撑了强秦与盛汉的伟大工程,如今大多已是断壁残垣,景象凄凉。渠道淤塞严重,几乎被泥沙和杂草填平;渠堤破损不堪,多处坍塌,失去了引水和防洪的功能;闸口、堰坝等关键设施更是损毁殆尽。地方官府并非完全没有进行过维修,但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整体的、长远的规划,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远远不够,如同用一杯水去救一片燃烧的草原。
在一处名为“龙首渠”的残破渠首,冉智看着那几乎被泥沙完全封死的引水口,以及旁边龟裂的、渴望着流水的田地,眉头紧锁。他问随行的、负责这方面事务的京兆府工曹官员:“此渠关系下游数万亩良田灌溉,为何不组织人力物力,彻底清淤修缮,恢复其旧观?”
那官员面露难色,躬身小心翼翼地回答:“回殿下,并非下官等不想。只是……此等工程,实在浩大,非一县一府之力可及。所需钱粮人力甚巨,动辄需银数万两,征发民夫数千人,耗时数月乃至数年。府库……府库连年支绌,各项开支浩繁,实在难以筹措如此巨款。且大规模征发民夫,亦需格外谨慎,恐过度扰民,引发民怨……此乃两难之事,下官等也是有心无力啊。”
冉智默然。他明白,这“府库支绌”背后,或许有吏治不清、款项被挪用或效率低下的原因,但也确实反映了地方财政,尤其是承担具体事务的州县级财政的普遍困窘。单纯依靠地方官府的力量和现有的财政模式,确实难以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利复兴工程。
他想起临行前,父皇曾言,遇事当有自己的主意,要学会整合资源,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他沉吟片刻,对随行的属官和格物学子道:“水利乃农之本,国之脉。不能因噎废食,因惧怕困难便坐视良田受旱,百姓受苦。必须设法解决。尔等可有良策,既能兴水利,又能兼顾民力与财力?”
一位擅长工程规划的格物学子思索着说道:“殿下,全面修复所有古渠,恢复其旧日规模,确非易事,短期内难以实现。或可采取‘重点突破,循序渐进’之策。先择其影响范围最广、淤塞最严重、效益最显着的关键区段,进行重点疏浚和加固。同时,可大力鼓励和指导民间自行兴修一些小型水利设施,如推广改进后的龙骨水车用于低处汲水,组织村民合作凿井以解燃眉之急,虽单处规模小,但汇聚起来,亦可解局部之渴,且能调动民间自身力量。”
另一位被召来的、脸上布满风霜印记的老河工,操着浓重的关中口音补充道:“殿下,修缮水利,未必全靠官府强行征夫,惹人厌烦。或可效仿北疆军屯和以往以工代赈之法!如今关中虽大体安稳,然仍有少量因战乱或灾荒失去土地的流民,以及一些本地贫苦农户,农闲时无所事事,生计艰难。若由官府出面,提供粮食、工具和少量工钱,招募他们参与水利修缮,按其劳作量给予报酬,则既可兴修水利,又不增加普通农户负担,还能安顿流民,救济贫苦,使其靠劳力换取生计,可谓一举三得!此乃‘以工代赈’之古法,颇得民心。”
“以工代赈?”冉智眼睛一亮,如同在迷雾中看到了一盏明灯。这确实是个既能解决问题,又能规避诸多弊端的好办法!既避免了强行征发民夫可能引发的怨言与抵抗,又能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支付粮食和工具成本,而非纯粹的劳役),还能安抚和利用社会闲散劳动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增强工程的正当性与民众的参与感。
他立刻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行动起来。首先,他行文京兆府及周边受水利问题影响的州县,要求他们立即精确统计辖内流民及生活困难、愿意在农闲时以工换粮换钱的农户数量,并预估其可参与劳动的时间。同时,命令随行的皇城司人员,暗中核查相关州县的府库账目与粮仓储备,确保即将调拨和用于“以工代赈”的钱粮能够足额、及时地发放到劳动者手中,严防官吏从中克扣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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