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桥案”的余威尚在关中官场回荡，如同一股清冽的寒风，吹散了部分积弊的阴霾。然而，太子冉智的注意力，已然从惩奸除恶、拨乱反正的“破”，果断地转向了兴利安民、建设根基的“立”。关中之行，让他最为揪心、也认为最为关键的，便是水利设施的长期失修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影响。这不仅仅是几个农户减产、一村一寨困苦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帝国“关中”这一重要粮仓的稳定产出，关系到千万黎庶的生存根基与朝廷赋税的源头活水。
他将随行的两名格物大学子（一位擅长水文地理，一位精通工程营造）以及通过地方官征召来的几位熟悉渭水及其支流水文特性、有着数十年与河水打交道经验的老农、老河工召集起来，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水利勘察小组”。他亲自带队，不顾暑热与路途颠簸，沿着渭水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如泾水、洛水），进行细致而艰苦的实地考察。他要亲眼看看，这被誉为关中母亲河的渭水，究竟病在何处。
他们走访了前朝着名的郑国渠、白渠、龙首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的遗址。这些曾经滋养了秦川大地、支撑了强秦与盛汉的伟大工程，如今大多已是断壁残垣，景象凄凉。渠道淤塞严重，几乎被泥沙和杂草填平；渠堤破损不堪，多处坍塌，失去了引水和防洪的功能；闸口、堰坝等关键设施更是损毁殆尽。地方官府并非完全没有进行过维修，但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整体的、长远的规划，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远远不够，如同用一杯水去救一片燃烧的草原。
在一处名为“龙首渠”的残破渠首，冉智看着那几乎被泥沙完全封死的引水口，以及旁边龟裂的、渴望着流水的田地，眉头紧锁。他问随行的、负责这方面事务的京兆府工曹官员：“此渠关系下游数万亩良田灌溉，为何不组织人力物力，彻底清淤修缮，恢复其旧观？”
那官员面露难色，躬身小心翼翼地回答：“回殿下，并非下官等不想。只是……此等工程，实在浩大，非一县一府之力可及。所需钱粮人力甚巨，动辄需银数万两，征发民夫数千人，耗时数月乃至数年。府库……府库连年支绌，各项开支浩繁，实在难以筹措如此巨款。且大规模征发民夫，亦需格外谨慎，恐过度扰民，引发民怨……此乃两难之事，下官等也是有心无力啊。”
冉智默然。他明白，这“府库支绌”背后，或许有吏治不清、款项被挪用或效率低下的原因，但也确实反映了地方财政，尤其是承担具体事务的州县级财政的普遍困窘。单纯依靠地方官府的力量和现有的财政模式，确实难以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利复兴工程。
他想起临行前，父皇曾言，遇事当有自己的主意，要学会整合资源，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他沉吟片刻，对随行的属官和格物学子道：“水利乃农之本，国之脉。不能因噎废食，因惧怕困难便坐视良田受旱，百姓受苦。必须设法解决。尔等可有良策，既能兴水利，又能兼顾民力与财力？”
一位擅长工程规划的格物学子思索着说道：“殿下，全面修复所有古渠，恢复其旧日规模，确非易事，短期内难以实现。或可采取‘重点突破，循序渐进’之策。先择其影响范围最广、淤塞最严重、效益最显着的关键区段，进行重点疏浚和加固。同时，可大力鼓励和指导民间自行兴修一些小型水利设施，如推广改进后的龙骨水车用于低处汲水，组织村民合作凿井以解燃眉之急，虽单处规模小，但汇聚起来，亦可解局部之渴，且能调动民间自身力量。”
另一位被召来的、脸上布满风霜印记的老河工，操着浓重的关中口音补充道：“殿下，修缮水利，未必全靠官府强行征夫，惹人厌烦。或可效仿北疆军屯和以往以工代赈之法！如今关中虽大体安稳，然仍有少量因战乱或灾荒失去土地的流民，以及一些本地贫苦农户，农闲时无所事事，生计艰难。若由官府出面，提供粮食、工具和少量工钱，招募他们参与水利修缮，按其劳作量给予报酬，则既可兴修水利，又不增加普通农户负担，还能安顿流民，救济贫苦，使其靠劳力换取生计，可谓一举三得！此乃‘以工代赈’之古法，颇得民心。”
“以工代赈？”冉智眼睛一亮，如同在迷雾中看到了一盏明灯。这确实是个既能解决问题，又能规避诸多弊端的好办法！既避免了强行征发民夫可能引发的怨言与抵抗，又能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支付粮食和工具成本，而非纯粹的劳役），还能安抚和利用社会闲散劳动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增强工程的正当性与民众的参与感。
他立刻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行动起来。首先，他行文京兆府及周边受水利问题影响的州县，要求他们立即精确统计辖内流民及生活困难、愿意在农闲时以工换粮换钱的农户数量，并预估其可参与劳动的时间。同时，命令随行的皇城司人员，暗中核查相关州县的府库账目与粮仓储备，确保即将调拨和用于“以工代赈”的钱粮能够足额、及时地发放到劳动者手中，严防官吏从中克扣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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