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帝国疆域的稳固，外部巨大威胁的消除，以及内部一系列改革的深化，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满活力、碰撞与创造力的思想氛围，开始在冉魏王朝的社会肌体中弥漫开来，并逐渐形成规模。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世族对知识上升通道的垄断，为思想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格物之学的兴起与实践成果，动摇了“重道轻器”、“空谈性理”的传统治学观念；西域的畅通带来了异质文化的冲击与参照；海事的初兴拓展了人们想象的空间与对未知的探索欲望……所有这些因素交织、激荡在一起，共同催生了一场规模虽不及战国时代、但内涵更为复杂多元、影响更为深远的“百家争鸣”景象。
这场思想领域的活跃与繁荣，并非有组织的运动，而是一种自发的、弥漫于社会多个层面的思潮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经学内部的论争、嬗变与务实化转向。
太学与各地的官学依旧是学术研究的重镇，但研究的焦点与方法已开始发生静悄悄的变革。以谢安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开始大力倡导“通经致用”，强调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解决现实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智慧，将儒学与治国理政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反对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他们重新阐释“华夷之辨”，试图将其从狭隘的血统论、地域论，转向更注重文明教化、文化认同和道德水准的文化论，为帝国的民族融合政策、羁縻统治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合法性。
而另一部分受到格物之学实证精神影响的年轻学者（多为科举新晋官员或太学学生），则开始更加大胆地质疑某些经学中过于玄虚、缺乏实证、牵强附会的内容。他们提出了“实事求是”、“验之于行”的研究方法，主张学问必须经过实践检验，能够解释和改造现实世界。虽然他们的声音尚且微弱，在保守的学官那里常常被视为“离经叛道”，却代表着一种新的、充满生命力的学术风气正在旧学的土壤中顽强萌芽，预示着未来学术方向的潜在转变。
格物之学的初步体系化与哲学层面的思考。
格物大学已然成为新思想、新方法的策源地。张翰等人不再满足于零散的技术改进和器物制造，开始尝试为“格物”本身建立一套初步的、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他们探讨“气”、“力”、“数”、“理”等基本概念，研究万物运行（如杠杆、滑轮、水流、热现象）背后的规律，其思考方式开始触及传统哲学未曾深入探索的自然哲学领域，试图为格物之学找到一个形而上的根基。
与此同时，火炮等超越时代认知的强大武器的出现与实战应用，也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超越技术本身的、深层次的伦理与哲学反思。除了谢安之前提出的对“利器”与“仁政”关系的担忧外，更有学者匿名或以笔名撰文，公开讨论“利器”与“仁心”的关系，认为技术的进步必须与道德的提升、制度的完善同步，否则掌握巨大力量的技术可能反噬其主，给人类带来更深重的灾难。这种对技术伦理、权力制约的初步探讨，虽然还未成为主流，却具有超越时代的、惊人的前瞻性。
文学艺术的繁荣、新风与题材拓展。
社会的长期安定、物质的逐渐丰裕以及弥漫于社会的强大自信，滋养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使其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诗赋不再仅仅是士大夫抒发性情、点缀升平、酬唱应答的工具，也开始出现大量描写边塞风光、战争残酷、民间疾苦、以及热情歌颂新事物（如火炮的雷霆之威、巨舰的扬帆远航、西域的异域风情）的作品。题材更加广阔，风格也更加多样，既有雄浑豪迈的军旅之歌，也有细腻深刻的社会写实，甚至出现了带有格物色彩的、描写工匠劳作和器械制造的“格物诗”。文学的视野，从书斋走向了广阔的现实世界。
来自西域的乐器（如琵琶、筚篥、唢呐）、激昂奔放的龟兹乐舞与中原传统的庄重礼乐融合，催生出新的、更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宫廷宴乐还是市井娱乐，音乐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情感表达更为直接热烈。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也因西域风格（如凹凸晕染法）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复兴，而呈现出新的面貌与技法。
史学的繁荣与多元视角的萌芽。
《大炎通史》的编撰接近尾声，其力图融汇南北、相对客观公正的史观，以及对社会经济、典章制度、民族关系的重视，为史学界树立了新的标杆。在此带动下，私人修史之风也开始兴起。有的学者专注于地方州郡史的编纂，细致记录风土人情；有的则尝试从经济、地理、民族迁徙等新的角度来解读历史兴衰；更有大胆者，开始搜集、整理当朝的重大事件（如北伐、西域经营）的各种细节，出现了多种版本的野史、笔记、行军记录，试图记录官方正史之外的不同声音和鲜活细节，呈现出一种多元视角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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