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儿,”老人在田埂上坐下,拍拍身边的位置,“过来,祖父问你句话。”
林承安听话地坐下。
“你父亲如今在朝中,主管清丈田亩、改革税制,这是触及天下豪门根本的大事。”林清轩缓缓道,“朝中有人赞他为民请命,有人骂他动摇国本。你长大后,若要走仕途,是想做你父亲这样的官,还是……”
“还是做祖父这样的?”林承安接口。
林清轩笑了:“我算什么官?大半生在野,教书为生,临老才得了个虚衔。”
“可您教出了父亲,也教出了我。”林承安认真地说,“父亲改革税制,是为让贫苦人家少缴粮;您改良稻种、教庄户识字算数,是让他们多收粮、会持家。孙儿觉得,这是一件事的两面——都是为了让百姓过得好些。”
少年顿了顿,声音轻了些:“只是……孙儿这些日子读史,见历代改革者,善终者少。商鞅车裂,王安石罢相,张居正死后抄家。父亲如今看似得圣上信任,可万一……”
“万一有变,林家会不会重蹈覆辙?”林清轩替他说完。
林承安点头,稚嫩的脸上有着超越年龄的忧虑。
林清轩望向远方。天际线处,京城的方向隐约可见宫殿的飞檐。那里是他儿子正在搏杀的地方,是一个看不见硝烟,却同样尸骨成堆的战场。
“安儿,你可知你名字的来历?”老人忽然问。
林承安怔了怔:“父亲说,‘承安’是承平安康之意。”
“这是其一。”林清轩从怀中取出一枚旧荷包,绣工已经褪色,但依然能看出是并蒂莲的图样,“这是你外婆留下的。她走前对我说,若将来有了孙辈,无论男女,名字里要有个‘安’字。”
“为什么?”
“因为你外婆一生,最渴望的就是‘安’。”林清轩的声音变得悠远,“她生在农家,十三岁那年家乡大水,全家逃难,路上父母双亡。她一个人讨饭到江南,被一家绣坊收留。后来嫁给我,本以为能安定,谁知我又遭贬黜,她跟着我颠沛流离。好不容易平反,没过几年安生日子,她却病倒了。”
荷包在老人手中微微颤抖:“临终前,她拉着我的手说:‘清轩,我这辈子,吃过苦,受过罪,可最难受的,是心里总悬着,不知明日会怎样。若将来孩子们能活在安稳的世道里,睡醒不必担心灾祸,那便是最大的福气了。’”
林承安的眼睛湿润了。
“所以啊,”林清轩将荷包收回怀中,“你父亲在朝中做的那些事,不是为了青史留名,也不是为了权倾朝野。他只是想为天下百姓,挣一个‘安’字。让农人安心种地,让工匠安心做工,让孩童安心读书——就像你现在这样。”
少年沉默良久,忽然问:“祖父,若有一日,要孙儿在保全家族和坚持正道之间做选择,该如何选?”
这个问题太重,重得让秋风都为之一滞。
林清轩看着孙子清澈的眼睛,仿佛看到了四十年前的自己——那个也曾心怀天下,却在命运碾压下险些粉身碎骨的青年。
“安儿,”老人一字一句道,“林家能够复起,不是因为我们多会为官,多有钱财。而是因为在你父亲蒙冤时,江南百姓联名为他请命;在你父亲推行新税时,那些试点地区的农人箪食壶浆。这世间最坚固的‘砥柱’,从来不是某个姓氏、某个家族,而是民心。”
“若真有那一日,你要记得:血脉会断绝,权势会消散,唯有道义与良心,能穿越时光,在后人心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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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后,林念桑难得有整日闲暇,便在府中书房考校儿子功课。
林承安将近日所作文章一一呈上。有论税赋的《均平赋役疏》,有谈农事的《改良盐碱地六法》,还有几首田园诗,写得质朴清新。
林念桑一篇篇细读,越读越是心惊。儿子不仅学识扎实,更难得的是那份洞察与悲悯。论税赋时,他写道:“今之税制,病在积重难返。豪门隐田万亩而赋轻,小户地不足顷而税重。此非朝廷本意,乃吏治之弊也。欲正税赋,当先清吏治;欲清吏治,当先明法度。”
谈农事时,他又能细数各种土壤改良之法,甚至算出不同方法的成本与收益,最后写道:“农为国本,非虚言也。一岁荒,则民饥;民饥,则国危。故治农非术,实为治政。”
“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林念桑放下文稿,看着儿子。
林承安恭敬道:“有祖父教导,也有孙儿在田庄所见所思。”
“那你可知,你文中这些建言,若真施行起来,会触动多少人的利益?”林念桑神色严肃,“清吏治,就是得罪天下胥吏;明法度,就是约束权贵手脚。你祖父当年为何遭贬?你父亲我为何曾下狱?皆因触动了那张利益织成的大网。”
少年抬起头,目光澄澈:“父亲,孙儿知道。可孙儿更知道,若人人都因惧怕而不言,那这张网只会越织越密,终有一日,会勒死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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