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末的风已经带着刺骨的寒意，刮过东风煤矿三号工地的临时宿舍区时，卷起地上的碎煤渣，打在铁皮屋顶上“哗哗”作响，像是无数细碎的脚步声在暗处徘徊。赵岩裹紧了警服外套，拉链拉到顶，还是挡不住从领口钻进来的冷风，他抬手揉了揉冻得发僵的耳朵，看着眼前一排低矮的砖房——墙皮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窗户上糊着塑料布，被风吹得鼓鼓囊囊，这里就是“陈默”十天前可能落脚的地方，此刻却只剩下空荡荡的宿舍，连一丝人气都没有。
三天前，三组的警员还在这里排查到一个“左手受伤、骑红色旧摩托”的临时工，对方登记时只说叫“老默”，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搬砖活，每天结完工资就回宿舍，从不跟其他工人闲聊。可等小李带着“陈默”的模拟画像赶来时，“老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宿舍的床板下留下半块没吃完的干硬馒头——馒头边缘已经发黑，上面还沾着几粒煤渣，和之前从“陈默”外套上提取的成分一模一样。
“赵队，工地老板刚从城里赶回来，说‘老默’是十天前主动找上门的，当时工地上缺人，他又只要日结工资，就没多问身份。”小李手里拿着笔记本，笔尖冻得发僵，写字时墨水都断断续续，“跟‘老默’住一个宿舍的张师傅说，这人平时话少得像个哑巴，每天下班就回宿舍，要么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要么就揣着烟出去，蹲在工地角落抽，左手一直插在口袋里，就算搬砖时也用右手发力，没人见过他的伤口，更没人知道他晚上出去到底是抽烟，还是去别的地方。”
赵岩蹲下身，手指拂过床板上的灰尘，指尖触到一道浅浅的刻痕——像是用指甲反复划出来的，线条扭曲，时而深时而浅，看不清是什么图案，倒像是把心里的烦躁都发泄在了木头板上。他想起许敏之前在专案组会议上说的话：“这类长期独居、性格孤僻的凶手，往往会在临时落脚点留下细微的个人痕迹，可能是一道刻痕，可能是固定把东西放在左边口袋的习惯，这些痕迹看似无关紧要，却能反映他当下的心理状态，甚至能推断他的过往经历。”
他站起身，看向宿舍外那条通往矿区深处的小路，路面上的积雪已经被踩实，留下杂乱的脚印，有的深有的浅，延伸向远处的黑暗，最终被一片松树林吞没。“让技术科的人过来，把床板上的刻痕拓下来，还有宿舍里的毛发、指纹，哪怕是馒头屑，都要提取回去，跟‘陈默’的DNA做比对。”赵岩对身后的警员说，“另外，联系矿区管理处，调取周边所有民用监控，尤其是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的，重点看通往松树林和省道的方向，他就算要跑，也不可能凭空消失。”
接下来的三个月，专案组彻底进入了“冷盯”模式。没有新的案件发生，“陈默”像是被冬日的寒风刮走了一样，从所有监控镜头、排查范围里彻底消失。国道旁的小旅馆、工地的临时宿舍、甚至是桥洞下的流浪者聚集地，赵岩带着队员跑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只找到零星的线索，却始终抓不到“陈默”的踪迹。
小李有时候会忍不住抱怨：“这‘陈默’也太能藏了，跟老鼠似的，专挑没人的地方钻。”赵岩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把刚打印出来的排查名单递过去：“他不是能藏，是太清楚怎么在底层生存。你想想，他没身份证，没固定工作，这些年肯定早就摸透了怎么避开检查，怎么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里活下去。我们急不得，只能一点一点筛线索。”
其实赵岩心里的压力比谁都大。受害者家属的电话隔三差五就会打过来，语气从最初的期待，慢慢变成焦虑，最后甚至带着一丝绝望。北方新案里失去丈夫和孩子的王女士，上个月还在电话里哭着说：“赵警官，你们还在查吗？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一闭眼就想起孩子最后喊妈妈的样子……”每次挂了电话，赵岩都会在办公室里坐很久，看着墙上贴满的线索图，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抓住“陈默”，给这些破碎的家庭一个交代。
为了找到突破口，赵岩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梳理“陈默”的社会关系上。他带着小李跑遍了“陈默”前科档案里提到的所有地点——邻省郊区的废品回收站，当年“陈默”在这里偷过铜丝，被老板打过；城南的小工厂，他在这里干了半年，因为讨薪被老板指使的人揍过；甚至是两百公里外的偏远山区福利院，档案里只写了一句“2015年至2017年在此居住”，赵岩也特意跑了一趟。
福利院坐落在山脚下，红砖墙已经斑驳，门口的老槐树枝叶凋零，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空。院长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起“陈默”时，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里的搪瓷杯，杯身上印着的“福利院成立十周年”字样已经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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