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卷地，百草折枯。皇帝的銮驾如同一条负伤的巨龙，在苍茫的雪原上艰难南行。为保万全，郑亨选择了并非最快捷、但相对平坦隐蔽的路线，五千精骑前后护卫，斥候远出二十里，昼行夜宿，戒备森严。车驾内部经过特殊改制，铺着数层厚厚的西域绒毯与上等皮裘，四角固定着铜制暖炉，炭火不息，力求将颠簸与寒意降至最低。饶是如此，对于胸腹遭受重创的朱瞻基而言，这漫长的旅程依旧是一场无尽的煎熬。
车行迟缓，每日不过五六十里便需寻地扎营。朱瞻基大多时间昏昏沉沉，倚在软枕上，随着车厢的晃动而浅眠。伤痛、汤药与颠簸交替折磨着他，意识常在清醒与迷糊间徘徊。一闭眼，便是光怪陆离的梦境：时而置身于永乐朝千军万马呼啸而过的征尘之中，皇祖朱棣伟岸的身影如山岳般压来，那目光灼灼，似在质问，又似在期许；时而又仿佛看到乐安汉王府那深邃的庭院，二皇叔朱高煦似笑非笑地坐在阴影里，把玩着一枚棋子，目光穿透虚空，冷冷地注视着他，让他遍体生寒；更多的时候，是黑水峪那支破空而来的冷箭，以及随之而来的剧痛与濒死的窒息感……每次惊醒，都是一身冷汗，左胸的伤口也随之隐隐作痛，提醒着他此番从鬼门关捡回性命的侥幸与脆弱。
在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朱瞻基的心境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以往那个锐意进取、甚至有些刚愎自用的年轻帝王，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后，内心深处某些坚固的东西，似乎正在松动。他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一些以往无暇或不屑深思的问题：为君之道，究竟何为？自己登基以来的种种作为，是对是错？父皇那般宽仁恤民，是否才是守成之道？而皇祖那般赫赫武功，又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尤其是……自己对乐安那位皇叔，一直以来的提防、猜忌甚至隐隐的恐惧，究竟是必要的帝王心术，还是一种……源于不自信的过度反应？
这种状态下，侍立在銮驾之中，负责记录行程、协理事务的“于节庵”（于谦），便成了他偶尔清醒时，唯一可以交谈几句的对象。起初，只是询问些路途见闻，或让于谦读些不太紧要的奏章。渐渐地，话题开始延伸。
一日，车驾行至一处隘口，暂歇。朱瞻基精神稍好，隔着车窗，望见远处山坳里依稀有几缕稀薄的炊烟，在风雪中显得格外孤寂。他忽然问道：“于先生，你看那山坳中人烟，如此苦寒之地，百姓何以生存？”
于谦正整理文书，闻声抬头，顺着皇帝目光望去，沉吟片刻，答道：“回陛下，北地苦寒，生计艰难。此地百姓，多半靠山吃山，冬猎皮货，夏采山珍，或在山间谷地垦殖些许耐寒作物，聊以度日。赋税、徭役，于他们而言，更是沉重负担。陛下或许不知，去岁北疆用兵，虽是为保境安民，然沿途州县供应粮草、民夫转运，已让不少百姓家无余粮，今冬恐难度日。”
朱瞻基默然。他久居深宫，奏章上看到的，多是“百姓安居乐业”、“仓廪充实”的套话，即便有灾荒奏报，也被户部、内阁用“已行赈济”、“圣心垂怜”等语轻轻带过。此刻亲闻于谦这平淡却真实的描述，再联想梦中父皇那张总是带着忧色的胖脸，心中竟泛起一丝难以言喻的涩然。他想起自己力排众议，坚决北伐，固然有巩固边防、效仿皇祖的雄心，但支撑这场战争的民力物力，竟是如此压榨在这些挣扎求生的边民身上。
“朕……以往只知漠北跳梁小丑，当以雷霆扫穴，却未曾细想，这雷霆之下，耗费的是多少黎庶的血汗。”朱瞻基的声音有些低沉沙哑。
于谦微微躬身：“陛下能有此念，是天下百姓之福。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仅需察敌之虚实，亦需察己之民力。民力已竭，纵有良将精兵，亦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又一日，谈及吏治。朱瞻基感叹某些官员办事不力，敷衍塞责。于谦却道：“陛下，州县之官，亦有难处。朝廷考成，首重钱粮、刑名。然地方情势复杂，豪强盘踞，胥吏奸猾。清正之官，欲行惠政，往往受阻于地方势力；平庸之官，但求无过，便只能唯上是从，以应付考成为要务。久而久之，敢于任事、体恤民情者少，唯唯诺诺、揣摩上意者多。此非全乃官吏之过，亦制度、风气使然。”
这番话，如同重锤，敲在朱瞻基心上。他以往对官员，多以“忠奸”、“能庸”简单划分，动辄斥责、罢黜，却从未深入想过这官场生态背后的根源。他想到了朝中那些阁老、部堂，他们是否也如于谦所说，在种种规矩和利益的牵绊下，早已磨平了棱角，只求明哲保身？而自己，是否也曾因好大喜功或偏听偏信，助长了这种风气？
这些交谈，往往始于琐事，却总在不经意间，触及朝政的根本。于谦言语平和，引经据典却不迂腐，分析事理透彻而中肯，没有寻常臣子的阿谀奉承，也无清流言官的激烈直谏，更像是一位冷静的旁观者，将帝国的肌理、民间的疾苦，一层层剖开，展现在这位重伤的帝王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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