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西的草市，在炎兴二年的春日里渐渐热闹起来。卖菜的王婆把一捆新鲜的莴笋摆在竹筐里，抬头看见隔壁卖布的张屠户正往布幡上挂新到的魏锦，忍不住啐了一口：“前儿还哭着说要为蜀汉守节，这会子倒穿起魏人的料子了？”
张屠户回头，脸上堆着笑：“王婆这话就外行了。你道这魏锦是谁织的？还是咱们蜀地的织工，只是换了个名号罢了。再说了，魏人收的布税比蜀汉时少三成，不卖这个，喝西北风去？”
王婆不吭声了。她想起去年这个时候，蜀汉的税吏来收菜税，不仅要抽走三成的菜，还逼着她把攒了半年的铜钱换成蜀锦，说是要送去沓中给姜维的军队当军饷。那时的蜀锦贵得离谱，一串铜钱换不了半尺，换完了，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了。
“魏人的税吏来了！”有人喊了一声，超市里的商贩们忙整理摊位，脸上却没了往日的慌张。
来的是个年轻的小吏，穿着魏廷统一的青色公服，手里拿着账簿，挨摊儿登记。到了王婆的菜摊前，他笑着问：“老人家，今儿卖了多少莴笋？”
“刚开张，还没动呢。”王婆说着，递过去一把鲜嫩的小葱，“官爷尝尝？自家种的，没打药。”
小吏摆摆手，没接：“魏律规定，不得收受商户财物。您这莴笋，按市价算，十文钱一把，卖够二十把，缴一文钱的税就行。”
王婆愣住了。蜀汉时，她卖菜不仅要缴实物税，还要缴“助军钱”，两样加起来，卖十把菜得缴三把，哪像现在这样宽松？“官爷，这……这规矩当真？”
“当真。”小吏翻开账簿给她看，“上面写着呢，蜀地新附，三年内赋税减半，商户只缴什一税。”
旁边的张屠户凑过来：“王婆，我跟你说，魏人不仅税轻，还不逼着咱们换军饷了。你看我这布，卖得都是现钱，家里小子上学堂，还能领到官府发的笔墨呢。”
这话戳中了王婆的痛处。她的小孙子去年到了上学的年纪，蜀汉的乡学却早就停办了——校舍被征去当军营，先生被拉去给军队当文书。如今魏廷下了令，重开乡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午饭，这让她打心眼儿里觉得，换个朝廷，好像也不是坏事。
草市的角落里，几个老农蹲在地上抽旱烟，聊着去年的收成。
“你们说，姜维大将军要是还在，会不会把魏人赶出去？”一个老汉问，他儿子去年死在了绵竹战场上。
“赶出去？”另一个老农吐了个烟圈，“赶出去又能怎地？还不是照样缴重税，照样被拉去当兵？我那三小子，前年被姜维的人拉去沓中，至今没个音信，家里的地都荒了。”
“可不是嘛。”旁边的人接话，“刘备刚来蜀地时，还说要‘与民休息’，结果呢？先是打东吴，死了多少人；后来诸葛亮北伐，年年征兵，村里的壮丁都快被抽光了；姜维更狠，连十五岁的半大孩子都不放过。就咱们这破地方，经得起这么折腾？”
他们说的是实话。蜀汉的人口本就少，鼎盛时也不过百万出头，却要养活十万军队、四万官吏，平均十个百姓就要供养一个兵或官。为了维持这样的规模，朝廷只能不断加税——刘备入蜀时，赋税是“什五税一”（百姓缴一半收入给官府），到了诸葛亮时代，又加征“口钱”“算赋”，百姓不仅要缴粮食，还要缴铜钱、布匹，甚至要自带干粮去服徭役。
有个老农想起延熙末年的事：那年南中夷人叛乱，官府为了凑军粮，在蜀郡强行“借粮”，说是“借”，其实就是抢。他家里存的三石稻谷被抢走两石，老伴儿气得住了半年病，最后没钱医治，就那么去了。“那会儿我就想，”他低声说，“这日子，怕是过不下去了。”
草市的另一头，几个曾经的蜀军士兵聚在一起喝酒。他们都是绵竹之战后投降魏军的，如今被编入魏军中，负责巡逻成都城。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跟着姜将军北伐，冻饿交加，连盔甲都穿不暖。”一个士兵灌了口酒，“可丞相庙里的香火，倒是一年比一年旺。”
“旺有什么用？”另一个士兵冷笑，“丞相的牌位能当饭吃？我在沓中时，见过有人饿得吃树皮，可军粮却一车车往前线运，说是要‘兴复汉室’。我就纳闷，这汉室兴不兴，跟咱有啥关系？能让咱顿顿吃上饱饭就行。”
他们的话被路过的老卒廖化听见了。这位从关羽时代就从军的老将，如今赋闲在家，听见这些话，气得浑身发抖：“你们……你们忘了先帝的恩德？忘了丞相的教诲？”
一个年轻士兵站起来，对着廖化作了个揖：“廖老将军，不是我们忘本。先帝也好，丞相也罢，他们的恩德，我们听了几十年，可肚子是实在的——蜀汉时，我们半年没吃过一顿饱饭；归了魏，顿顿有米有肉。您说，我们该念谁的好？”
廖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想起建安年间，跟着刘备在新野时，虽然穷，却有股子劲儿；章武年间，跟着刘备伐吴，虽然败了，却觉得是为了“复仇”；可到了蜀汉末年，他看着身边的士兵一个个倒下，看着百姓流离失所，那股子劲儿，早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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