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上午九点五十分，城东项目指挥部的板房外，落针可闻。
空气仿佛凝固了，却与前些天的压抑憋屈迥然不同。此刻的凝固里，浸透着紧张、兴奋，以及一种即将接受检阅的庄严。
我立在门口，理了理衣领。身后，钱处长、老张与几位核心部门负责人身着熨烫笔挺的白衬衫，肃然站成一排。众人脸上虽略带疲惫，眼神却异常明亮。
十点整，三辆悬挂省城牌照的黑色帕萨特准时抵达。车门开启，先行下来的是几位提着公文包、神情严肃的年轻人，郑国平则最后从中间那辆车上步下。
他依旧那副不苟言笑的神情，身穿一件半旧的深色夹克，眼神锐利如鹰。他只随意扫了一眼我们简陋的板房与远处尘土飞扬的工地，便微微颔首。
没有一句寒暄，没有半点客套。
“江远同志吧？”他径直走到我面前，伸出手。
那只手干燥而有力。
“郑主任，欢迎您和各位领导莅临指导。”我不卑不亢地回应。
“指导谈不上。”郑国平松开手，语气平淡如水，“我们是来学习的，也是来当学生的。走吧，时间宝贵，别在门口站着了，直接进入正题。”
说完，他便率先迈步走进了指挥部，身后的专家组随之跟上，整个过程没有一丝拖泥带水。那种雷厉风行的专业气场，与何建国那帮人拖沓冗长的官僚做派，判若云泥。
会议室还是那间会议室，但主位上的人换了，气氛也截然不同。
没有茶水，没有香烟。专家组成员一坐下，便各自打开笔记本电脑和文件夹，严阵以待，仿佛不是来听一场汇报，而是来参加一场学术答辩。
我没有坐在汇报席上，而是走到了那面巨大的作战地图前。
“郑主任，各位专家，”我拿起激光笔，沉声开口，“时间有限，我就不照本宣科了。我想用这面图，结合我们连夜整理的材料，向各位做一个最直观的汇报。”
我的目光扫过全场。
“我们对城东项目的总体构想，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单点破局，链式发展。”
激光笔的光点，稳稳地落在地图上那块被圈红的老军工厂地块。
“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破局点。它表面看是一片废弃的工业遗址，但在我们的评估体系里，它是整个海州乃至周边地区，唯一同时保留了精密铸造和光学研磨两条完整生产线的技术遗产……”
我没有空话套话，说的全是数据、案例和技术细节。
从老军工厂的技术传承，讲到它如何与长三角的医疗器械产业链无缝对接；从混合所有制公司的股权结构设计，讲到如何用“技术入股”和“未来收益对赌”模式来规避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从地下综合管廊的超前规划，讲到它如何为未来高端制造业所需的“恒温、恒湿、防震”极端生产环境，预留出足够的技术冗余。
我讲得不快，但字字千钧。
整个会议室里，只有我的声音和专家们敲击键盘的清脆声响。郑国平始终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听着，那双锐利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我，仿佛要将我整个人看穿。
四十分钟后，汇报结束。
“我说完了。”我放下激光笔，微微鞠躬。
短暂的沉默过后，一个戴眼镜的斯文专家第一个举手：“江远同志，我有几个问题。”
“您请讲。”
“你在报告里提到，项目启动资金有百分之三十来自社会资本募集，并承诺了百分之八的年化保底收益。这个数据很高，我想知道，你们的底气从何而来？依据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极其刁钻，直指项目最核心的金融风险。
我微微一笑，按下了PPT的翻页器。大屏幕上立刻出现一张密密麻麻的数据分析表。
“这位老师，您问到了关键。我们的底气，不来自对未来地价的乐观预期，而是来自对产业链下游利润空间的精准测算。”
“我们深度调研了长三角地区一百三十七家医疗器械厂商，发现其中超百分之七十的企业，都面临着同一个技术瓶颈——上游高精度光学组件和特种合金铸件的供应，被国外几家巨头长期垄断，导致其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而我们盘活老军工厂的技术，恰恰能解决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根据模型测算，仅此一项，我们就能为下游企业节约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采购成本。我们从中提取百分之五的利润作为回报，就足以覆盖掉向社会资本承诺的所有资金成本。”
“这里，是我们和首批十家意向企业签订的合作备忘录，上面有明确的采购价格和供应数量。这不是期货，是已落袋中的订单。”
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叹。那位提问的专家愣了半晌，最终心悦诚服地点了点头：“我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一个又一个尖锐的专业问题被抛了出来，关乎环保评估、土地性质、人才引进。我和我的团队都有条不紊，一一作答。我们拿出的不是空洞的承诺，而是一份份详实的数据、一张张落地的图纸，以及一沓沓已经签署的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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