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顿了顿,抛出最锋利的一问:“尚书大人,您是兵部主官,京营的调兵印信在您手里。晚辈斗胆问一句,若此刻有人持着伪造的兵符,打着‘拱卫京城’的旗号,要您盖印让九门提督开城,您是信,还是不信?”
于谦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连内衫都贴在了皮肤上。徐月明戳中了他最担心的地方——朱祁镇的改革,全靠“标准化”和“流程化”支撑:兵符有标准样式,文书有标准格式,连军械的验收都有标准流程。可如果敌人吃透了这些“标准”,伪造出一模一样的东西,那这套看似严密的系统,就会变成最致命的漏洞。
他想起图纸上那些标注着“负责人”的节点——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人会贪,会怕,会背叛。朱祁镇画的线条再精准,也防不住人心的鬼蜮。
“你来找我,不只是送这些铁板。”于谦的声音有些沙哑。
“是。”徐月明点头,从袖中取出一张纸条,“皇爷让晚辈问您一句话:‘若道与术不可兼得,该取何者?’”
这句话像重锤,砸在于谦的心上。他明白,皇帝不是在考较他的兵法,而是在逼他做最后的选择:是守着“帝王垂拱而治”的空泛之道,还是承认“图纸数字”的实用之术?是继续做那个只会在朝堂上喊“仁义”的尚书,还是做那个能为边军造好刀、为船厂守好料的实干官员?
于谦沉默了良久,室内的光线渐渐暗了下去,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最终,他缓缓开口:“回去告诉陛下,老夫需要时间。”
“皇爷说,您只有三天。”徐月明躬身行礼,转身要走,走到门口时又停住,回头望着他,“尚书大人,晚辈在船厂天天跟铁打交道。最好的铁,要经过千锤百炼,把杂质都锻出去,才能成钢;最烂的铁,表面看着光亮,内里全是蜂窝,一敲就碎。晚辈觉得,国家就像这铁,光有好看的‘道’没用,得有经得住打的‘术’才行。”
门关上了,室内重归寂静。于谦捏着那块劣质铁板,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铁板上的蜂窝孔,像无数双眼睛,盯着他这个“食古不化”的老臣。
于谦在值房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于福送了三次饭,托盘上的馒头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都没动一口。他一会儿展开朱祁镇的图纸,一会儿翻开《孟子》,一会儿又拿起西山工坊的周报,像在解一道耗尽毕生心血的难题。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从金黄变成橘红,最后化作一抹胭脂色,透过窗棂斜斜地照进来,在图纸上投下一道长长的金线。那道光线恰好落在图纸边缘的一行小字上,像皇帝特意标给他看的:“通州至山海关铁路,年省漕运损耗四十万石,抵三万边军一年口粮。”
四十万石——于谦的心脏猛地一跳。他想起前几日在朝堂上,户部尚书张凤哭丧着脸说,今年漕运损耗又超了,边军的冬衣实在凑不齐。他当时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请皇帝拨内帑。可朱祁镇只批了十个字:“治标不治本,非长久计。”
那时他还觉得皇帝小气,此刻才恍然大悟——皇帝不是小气,是在“治水”。鲧治水,堵,九年不成;禹治水,疏,十三年功成。他和张凤这些大臣,总在“堵”——粮不够了,求拨款;军械坏了,求制造。可朱祁镇在“疏”——修铁路减损耗,建工坊提效率,让问题从根上消失。
这难道不是大禹之道吗?
于谦猛地站起身,因久坐而麻木的双腿一软,差点摔倒。他扶住书案,稳住身形,目光重新落在图纸上。那些曾经冰冷的线条,此刻突然活了过来——堡垒不是石头堆,是守护百姓的屏障;铁路不是铁轨,是运送粮草的血脉;矿场不是土坑,是锻造兵器的根基。每一条线,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帝王用最笨拙、最辛苦的方式,践行着“民为贵”的承诺。
他想起《左传》里的一句话:“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朱祁镇不就是这样吗?他日夜思的,不是诗词歌赋,不是朝堂争斗,而是如何让锅炉更耐用,如何让铁路更平整,如何让工匠更安心。这种“思”,比任何“垂拱而治”的空话,都更接近儒家的本质。
于谦的心里,像有一道闸门突然打开,所有的困惑、抵触、挣扎,都随着水流倾泻而出,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终于想通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执念,不是对“道”的坚守,而是对“自己”的保护。他害怕承认朱祁镇是对的,因为那意味着承认自己读了三十年圣贤书,却误解了圣人的真意。
可圣人没见过蒸汽机,没见过铁路,但圣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朱祁镇造钢刀、修铁路,不就是“利其器”吗?圣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朱祁镇用专利法保护工匠的手艺,用公司法规范商会的运作,不就是给天下人“恒产”,让他们有“恒心”吗?
他一直纠结的“道”与“术”,根本不是对立的。道是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术是路径,是实现目标的方法。路径可以有千万条,古人走的是“井田制”“察举制”,今人为什么不能走“工业化”“标准化”?只要目标不变,路径又有什么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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