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春天，秦岭深处的寒意似乎比往年更持久些。商县西关长途汽车站的院墙斑驳脱落，墙根下积着未化尽的残雪，被往来行人踩成黑乎乎的泥团。江银山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棉袄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风顺着缝隙往里钻，冻得他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却浑然不觉，眼睛像钉在了车站进出的人流里，一眨不眨地扫视着每一张经过的脸。
这是他在西关车站蹲守的第十八个日夜。从胜利油田赶回来的火车票，花光了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半个月工资，可比起弟弟江三河的下落，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他的手在棉袄口袋里攥得发紧，那里揣着一封皱巴巴的信，信纸已经被反复摩挲得失去了原本的质地，边缘卷翘，墨迹也有些模糊。这是江三河失踪前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寻亲的唯一线索。
江银山和江三河是商县杨峪河镇人，兄弟俩从小在山坳里长大。父母走得早，是江银山一手把弟弟拉扯大的。哥哥沉稳老实，弟弟机灵外向，性格互补的兄弟俩感情格外深厚。改革开放后，村里陆续有人外出务工，江三河看着家里破败的土坯房，又想起哥哥快四十岁还没成家，主动提出要去胜利油田干活。“哥，我去挣两年大钱，回来给你盖新房、娶媳妇，再给咱爹妈修座像样的坟。”出发那天，江三河背着简单的行李，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眼神亮得像山里的星星。
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冬天。江三河请假回家，给江银山带了一件新的蓝布褂子，还塞给他五百块钱。“哥，这是我攒的，你先存着。”江三河说着，从包里掏出一把糖，“工地上发的，甜得很。”那天晚上，兄弟俩挤在一张土炕上，聊到半夜。江三河说油田的活儿累，但挣钱实在；说他认识了几个老乡，互相有个照应；还说等开春了，想换个离家近点的活儿，方便照看哥哥。江银山记得，自己当时反复叮嘱弟弟，在外干活别太拼命，注意安全，遇到难处就往家寄信。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那竟是兄弟俩最后一次像样的对话。
今年正月十五刚过，江银山收到了江三河的最后一封信。信写得很仓促，字迹潦草，里面说他从油田辞了工，打算回陕西找活干，在商县遇到一个矮个子男人，对方说能介绍高薪的农活，一天给五块钱。信的末尾，江三河加了一句奇怪的话：“哥，雇我干活的矮个子男人不对劲，我心里发慌。要是过半个月我没寄信，你就来商县找找我。”
看到这句话时，江银山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他每天都盼着新的来信，可半个月过去，别说信了，连一点消息都没有。江银山再也坐不住了，跟村里的生产队请了假，揣着家里仅有的积蓄，辗转几天几夜，赶到了商县。
商县是秦岭脚下的一座小县城，1985年的这里，还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贫困与闭塞。西关车站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却也只是相对而言——拉客的三轮车夫裹着厚棉袄，在车站门口来回踱步，嘴里吆喝着“去东街、去南关，五毛钱一位”；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蹲在墙根，叫卖着自家种的萝卜、白菜，还有用粗纸包着的麻花；偶尔有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进站，车门一开，就会涌出一群背着行李、面色疲惫的务工人员，瞬间让狭小的车站挤满了嘈杂的人声。
县城里的房屋大多是土坯墙，少数几栋砖瓦房显得格外扎眼。街道是土路，被车轮碾出深深的车辙，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路边的商店里，货架上的商品寥寥无几，大多是些日用品和农具，偶尔能看到几袋包装简陋的饼干，就算是稀罕物了。江银山第一次来商县，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满是茫然。他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只能按照信里的线索，在西关车站附近打听“矮个子男人”的下落。
近半年来，江银山几乎把商县城郊跑遍了。他去过高大的厂房，去过偏远的村庄，去过集市上的每一个摊位，逢人就拿出江三河的照片打听。可大多数人要么摆摆手说没见过，要么就是不耐烦地打发他走。有几次，他遇到几个同样在找人的人，一聊才知道，他们的亲友也失踪了，而且失踪前，都接触过一个“矮个子男人”。
王志龙和王玉堂就是这样认识的。王志龙的表弟是个木匠，去年冬天去商县找活干，从此杳无音信；王玉堂的邻居是个孤寡老人，靠捡破烂为生，失踪前也说过要去给一个矮个子男人干活。几个人有着相同的遭遇，相同的焦虑，自然而然地凑到了一起，组成了寻亲小队。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在车站蹲守，有的负责走访周边村庄，有的负责打听消息。虽然彼此都知道，找到亲人的希望渺茫，但能有人一起商量、一起鼓劲，总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寻找要好受些。
“江哥，歇会儿吧，吃点东西。”王志龙走了过来，递给江银山一个干硬的馒头。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疲惫，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这半个月来，他们几个人都是这样，白天四处打听、蹲守，晚上就挤在车站旁边的一间小破旅店里，一张大通铺住五六个人，盖着又薄又脏的被子，勉强过夜。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www.qbxsw.com)大案纪实録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