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8月，北京的暑气还没完全褪尽，胡同里的老槐树还挂着最后一批聒噪的蝉鸣，安然背着半旧的双肩包，站在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校门前。红墙琉璃瓦的校门透着百年学府的厚重，门口迎新的横幅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欢迎新同学”五个大字格外醒目。他抬手擦了擦额角的薄汗，校服领口别着的“北京四中”校徽还没摘。
那是他从小到大优秀的证明，如今，这份优秀又添了新的注脚：以683分的高分考入北大预防医学专业。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安然的口音里带着点胡同里特有的儿化音，却没染上半分“皇城根下”的倨傲。迎新点的学长帮他搬行李时，他忙不迭地说“谢谢您”；宿管阿姨递给他钥匙时，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这份礼貌让他刚到302宿舍，就给另外三个室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302宿舍是标准的四人间，上床下桌，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共用的书桌。安然推门进去时，三个室友已经到得差不多了。靠门第一个床位的男生正蹲在地上整理行李，听见动静抬起头，黝黑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你好，我叫崔培昭，河南来的。”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塞着几件旧衣服，最显眼的是包角露出的一本《人体解剖学》，书页边缘已经被翻得起了毛。
“我叫安然，北京本地的。”安然伸出手，和崔培昭粗糙的手掌握了握，那是一双常年干农活磨出厚茧的手，和安然细皮嫩肉的手形成了鲜明对比。
靠窗的床位坐着个戴眼镜的男生，推了推眼镜自我介绍：“林浩，福建厦门的，以后咱们就是室友了。”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是当时宿舍里唯一的“大件”。最后一个床位的男生正对着镜子打理卷发，闻言回头眨了眨眼：“艾力，新疆乌鲁木齐的，爱吃肉，以后食堂打饭我帮你们抢鸡腿！”他的行李箱里露出半截维吾尔族特色的花毯，说是妈妈特意让带的，铺在床上睡得香。
四个来自天南海北的男生，就这样在302宿舍开启了大学生活。班级点名时，安然才知道，预防医学专业一共32个学生，男女各半，像极了精心调配的比例。开学第一周的破冰活动上，安然主动帮女生搬矿泉水，给外地同学指去食堂的近路，连艾力随口提了一句想吃馕，他周末回家都特意绕到牛街买了两个带回来。“安然这人，别看是北京孩子，特够意思。”林浩私下跟崔培昭说时，崔培昭正低头给家里写信，闻言抬头笑了笑，在信纸上添了一句：“室友都很好，您和我爸放心。”
这份融洽的氛围，在开学一个月后的例行体检中，被彻底撕开了一道口子。那天下午，安然正在图书馆背解剖名词，辅导员突然找他去办公室，脸色严肃得像蒙了一层霜。“安然，你的体检报告有点问题，肝功能指标异常，复查结果出来了，是病毒性肝炎。”辅导员的话像一颗炸雷，在安然耳边轰然炸开。他手里的解剖书“啪”地掉在地上，封面的“人体结构”四个字格外刺眼，作为学医的学生，他比谁都清楚肝炎意味着什么，更清楚在集体生活里，这个病会带来怎样的偏见。
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安然沿着未名湖走了整整一圈。秋风吹过，荷叶簌簌作响，平日里觉得静谧优美的湖面，此刻在他眼里却透着一股子寒意。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抱着他哭的样子；想起母亲为了供他读书，在超市打两份工，手上的裂口冬天总也愈合不了。他掏出手机，想给母亲打个电话，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半天，终究还是按了回去。他不能说，母亲已经够累了，他不想再让她担心；更不能让同学知道，他怕那些曾经友善的目光，变成躲闪和厌恶。
从那天起，安然变了。男生宿舍里向来不讲究，崔培昭的毛巾偶尔会和林浩的搭在一起，艾力经常借室友的饭盒泡方便面，可安然却突然成了“洁癖”。他买了单独的洗漱用品，用一个蓝色的塑料筐装着，每次用完都锁进自己的柜子；吃饭时他总是独自坐在食堂的角落，饭盒用开水烫了一遍又一遍；宿舍里的公共水壶，他再也没碰过，每天自己提着暖瓶去水房打水，背影孤零零的。
起初大家并没在意。崔培昭以为他是刚开学不适应集体生活，还主动邀他一起去上自习：“安然，晚上去三教吧？那里灯亮，适合背书。”安然却摇了摇头，含糊地说“我还有事”，转身就回了宿舍。林浩调侃他“是不是有秘密”，他也只是扯了扯嘴角，没接话。艾力好几次想拉他一起去操场打球，都被他以“身体不舒服”推脱了。渐渐地，302宿舍的氛围变得有些微妙，安然像一颗被裹上保鲜膜的水果，看似完好，却和其他人隔了一层无法穿透的屏障。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体检中心的护士和林浩的表姐是同事，闲聊时提了一句“北大医学部有个学生查出肝炎”，林浩顺着线索一猜，就知道是安然。消息像长了翅膀，没几天就传遍了整个班级。有人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有人故意绕开他走，甚至有女生在他经过时，悄悄用手捂住口鼻。宿舍里的气氛更是降到了冰点，林浩和艾力再也不在宿舍里吃零食，晚上回来也尽量不说话，洗漱时总是等安然用完水房再进去，连眼神都很少和他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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