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吉林市，秋老虎还没褪尽余威。解放大路两旁的白杨树叶子刚染上浅黄，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落在骑二八自行车上班的人肩上。毛纺厂的大烟囱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冒起黑烟，把东边的天空熏得发灰，厂门口卖豆浆油条的小摊前，永远排着穿蓝色工装的长队，金晓玲就是这长队里最扎眼的那个。
21岁的金晓玲，有一副老天爷赏饭吃的模样。皮肤是那种不见太阳也透着亮的瓷白，眼睛像松花湖的水，弯起来的时候带着钩子，连扎着的马尾都比别人翘得有精神。她的工装总洗得发白，却永远熨得笔挺，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珍珠胸针，那是她当群众演员时剧组发的纪念品。
“晓玲，今天又去公园‘遛弯’啊？”车间组长王婶一边往搪瓷缸里倒热水，一边挤眉弄眼地调侃。金晓玲脆生生地应着：“王婶说笑了，我是去背台词呢，万一哪天导演再找我呢。”她说着拢了拢额前的碎发，转身进了纺纱车间，身后留下一串带着雪花膏味的香风。
谁都知道金晓玲的“台词”是怎么回事。吉林市西头的劳动公园，没有青山绿水，却有大片齐腰深的草地和茂密的杨树林，是老人们晨练、情侣们约会的好去处。但从今年夏天开始，晨练的大爷大妈们总在树林深处发现些“不对劲”的痕迹，被压得倒向一边的草棵子，偶尔遗落的花手帕，甚至还有一次，张大爷捡着半支口红，膏体都蹭在了草叶上。
“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不知羞。”张大爷攥着口红，在晨练队里叹气，“我那回看见的草印子，啧啧，能躺下俩仨人。”这话传到金晓玲耳朵里时，她正和马山在公园的长椅上腻歪。马山是车间的搬运工，一身腱子肉，手粗糙得能磨掉她脸上的雪花膏，可他舍得给她买两毛钱一根的奶油冰棍，还会把冰棍纸仔细剥下来，递到她手里。
“山哥，他们都在说我呢。”金晓玲咬着冰棍，眼睛水汪汪地看着马山。马山一把将她搂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发顶：“说就说呗，咱们俩好，关他们屁事。”他的手掌隔着工装，用力地捏了捏她的腰，金晓玲娇笑着躲开，却又主动往他怀里凑了凑。
她就喜欢马山这股子糙劲，像车间里的蒸汽机，热得直接。
这片草地，早就成了金晓玲的“秘密基地”。除了马山，还有顾全。顾全是仓库管理员，比马山心细，会给她带水果糖，还会用包装纸折成小篮子装着。每次和顾全来，金晓玲都要让他先去林子里探路，确认没有熟人了才肯进去。“全哥，你比山哥会疼人。”她趴在顾全怀里，手指在他的衬衫纽扣上打转，“就是你太胆小了，上次张大爷过来，你吓得差点钻到树洞里。”
顾全搂着她的手紧了紧：“我这不是怕影响你嘛，你还要当大明星呢。”金晓玲咯咯地笑起来，笑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在她看来，马山的热、顾全的细，都是她生活里的调剂品，就像车间里的纺纱机，少了哪个都不行，可哪个都留不久。她的目标是当明星，是离开这满是棉絮味的车间，这些工人小子，不过是她通往星光路上的垫脚石。
白桦的出现，是在九月的一个雨天。那天毛纺厂的纺纱机坏了，技术科的人来检修，其中就有白桦。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清瘦却结实的手腕，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上沾着雨星，却挡不住眼睛里的光。他蹲在机器旁，手指灵活地摆弄着零件，嘴里还念念有词，像在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技术员，这机器还能修好吗？”金晓玲端着一杯热水走过去，故意把水往他手边递了递，指尖“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背。白桦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推了推眼镜，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能、能修好，就是齿轮磨损得厉害，得换个新的。”他的声音很轻，带着点书生气，和马山的大嗓门完全不同。
金晓玲一下子来了兴趣。她见过车间里粗拉拉的汉子，见过街头流里流气的混混，却没见过这样的男人，干净、斯文，连脸红都透着一股子纯粹。那天下午，她借着请教“机器原理”的由头，跟白桦聊了一下午。她知道了他刚从吉林大学毕业，家在农村，父母都是种地的，为了供他上学，连家里的老黄牛都卖了；知道了他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寄回家里一部分，剩下的都攒着，想在城里买个小房子；还知道了他特别爱干净，衬衫每天都换，连袜子都要叠得方方正正。
“白技术员，你真厉害。”金晓玲眨着眼睛，语气里满是崇拜，“我就特别佩服大学生，懂得多。”白桦被她夸得手足无措，手指在口袋里攥着，半天憋出一句：“你、你也很厉害，长得好看，还很开朗。”
从那天起，金晓玲就开始主动“偶遇”白桦。中午去食堂，她总能正好坐在他对面，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他；下班路上，她会“恰巧”和他同路，跟他说车间里的趣事；甚至有一次，她故意把自行车的链条弄掉，站在路边委屈巴巴地等着，果然等到了骑自行车路过的白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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