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颖？”刑警直属中队队长李建国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把详细情况说清楚。”
电话那头，派出所民警介绍道：“高颖32岁，离婚，之前在西菜园开了家歌厅，后来承包出去了。她前夫曹某去年11月刚从监狱出来，因为吸毒判的刑。据高颖母亲说，高颖是去年12月7号晚上出去的，之后就没回来，手机充电器和化妆品都留在家里了。”
李建国立刻意识到这个线索不简单。309案的死者身份不明，而高颖的失踪时间与309案死者的死亡时间有重叠的可能。他马上向分局领导汇报，领导当即拍板：“立刻调查，确认高颖是否与309案有关。”
当晚，李建国带着中队的8名队员，兵分四路，开始走访高颖的亲友。春夜的呼和浩特依然寒冷，队员们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脸上都冻得通红。他们先找到了高颖的母亲，老太太一说起女儿，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12月7号那天，孩子要上学，她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就走了，临走前还跟我说，要跟曹某谈谈。”老太太抹着眼泪，领着民警走进高颖的房间，“你看，她的化妆品包还在这儿，手机充电器也没带，哪像是出远门的样子？”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梳妆台上摆着一套当时很稀罕的进口化妆品，旁边放着一个小巧的手机，在1998年，能用上手机的人并不多，足以看出高颖的经济条件不错。李建国拿起那个手机充电器，又翻看了高颖的衣物，心里有了初步判断：高颖的穿着打扮偏向知性，与309案死者的浓妆艳抹差别很大。
为了确认，队员们又连续走访了高颖的26位亲友，包括她的前夫曹某、歌厅的承包人王某以及她的同学朋友。所有人的说法都一致：高颖性格开朗，做事干练，平时很少化妆，更不会染头发、纹眉毛。“她总说，做生意靠的是信誉，不是脸蛋子。”歌厅承包人王某回忆道。
线索似乎又断了。高颖不是309案的死者，但她的失踪同样蹊跷，没有任何征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失踪。”在中队的临时会议上，李建国敲着桌子说，“种种迹象表明，高颖很可能已经被害了。现在，我们要同时查两起案子。”
4月7号晚上8点，分局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分局领导和刑警队的骨干都坐在这里，分析高颖案的线索。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连续侦查，嫌疑目标逐渐集中到了两个人身上：高颖的前夫曹某，以及出租车司机徐红林。
“曹某的嫌疑很大。”年轻民警小张汇报说，“他去年11月刑满释放，高颖说要跟他谈复合的事，但如果谈不拢，很可能发生冲突。而且，我们查到高颖最后一次接到的电话，就是曹某在朋友家打的，时间是12月7号晚上8点41分。”
“徐红林也不能排除。”李建国补充道，“据高颖的朋友说，曹某坐牢期间，徐红林经常去找高颖，两人来往密切。徐红林也是离婚的，对高颖似乎有想法。有邻居反映，12月7号夜里，听到徐红林家里有女人吵架的声音。”
会议决定，先传唤曹某和徐红林。4月8号一大早，队员们就找到了曹某。曹某看起来很憔悴，得知高颖失踪后，他的反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冷漠。“我12月7号确实给她打过电话，想约她谈谈孩子的事，但她跟我说有事，没见面。”曹某抽着烟，眼神躲闪，“我出狱后就找了份临时工，晚上都在宿舍住，有人能作证。”
队员们立刻去核实曹某的不在场证明，结果发现他说的是实话，12月7号晚上，曹某确实在工厂宿舍，和工友们一起打牌到深夜。曹某的嫌疑被排除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徐红林身上。
4月8号下午6点，徐红林被传唤到刑警队。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镇定。面对民警的询问，他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和高颖关系密切。“我们是朋友，她开歌厅的时候，我经常去捧场。”徐红林跷着二郎腿，语气轻松，“她没出事，就是去山西大同卖保健品了，她好几个朋友都跟我说了。”
“哦？哪些朋友跟你说的？”李建国不动声色地问道。
徐红林报出了六个名字，都是高颖的熟人。李建国立刻安排队员去核实，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这六个人都表示，从来没跟徐红林说过这话，反而都是听徐红林自己说的。“他上个月还跟我说，高颖在大同赚了不少钱，让我也过去试试。”高颖的一个闺蜜气愤地说。
徐红林在撒谎。这个发现让队员们精神一振。他们立刻调取了高颖的传呼记录，90年代，传呼机还是很普及的通讯工具。结果发现，12月7号晚上8点38分，有一个署名叫“徐”的人呼过高颖，留言是“速回电”。
“这个‘徐’，十有八九就是徐红林。”李建国拍板，“第二次传唤，这次要抓住他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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