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颖?”刑警直属中队队长李建国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把详细情况说清楚。”
电话那头,派出所民警介绍道:“高颖32岁,离婚,之前在西菜园开了家歌厅,后来承包出去了。她前夫曹某去年11月刚从监狱出来,因为吸毒判的刑。据高颖母亲说,高颖是去年12月7号晚上出去的,之后就没回来,手机充电器和化妆品都留在家里了。”
李建国立刻意识到这个线索不简单。309案的死者身份不明,而高颖的失踪时间与309案死者的死亡时间有重叠的可能。他马上向分局领导汇报,领导当即拍板:“立刻调查,确认高颖是否与309案有关。”
当晚,李建国带着中队的8名队员,兵分四路,开始走访高颖的亲友。春夜的呼和浩特依然寒冷,队员们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脸上都冻得通红。他们先找到了高颖的母亲,老太太一说起女儿,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12月7号那天,孩子要上学,她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就走了,临走前还跟我说,要跟曹某谈谈。”老太太抹着眼泪,领着民警走进高颖的房间,“你看,她的化妆品包还在这儿,手机充电器也没带,哪像是出远门的样子?”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梳妆台上摆着一套当时很稀罕的进口化妆品,旁边放着一个小巧的手机,在1998年,能用上手机的人并不多,足以看出高颖的经济条件不错。李建国拿起那个手机充电器,又翻看了高颖的衣物,心里有了初步判断:高颖的穿着打扮偏向知性,与309案死者的浓妆艳抹差别很大。
为了确认,队员们又连续走访了高颖的26位亲友,包括她的前夫曹某、歌厅的承包人王某以及她的同学朋友。所有人的说法都一致:高颖性格开朗,做事干练,平时很少化妆,更不会染头发、纹眉毛。“她总说,做生意靠的是信誉,不是脸蛋子。”歌厅承包人王某回忆道。
线索似乎又断了。高颖不是309案的死者,但她的失踪同样蹊跷,没有任何征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失踪。”在中队的临时会议上,李建国敲着桌子说,“种种迹象表明,高颖很可能已经被害了。现在,我们要同时查两起案子。”
4月7号晚上8点,分局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分局领导和刑警队的骨干都坐在这里,分析高颖案的线索。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连续侦查,嫌疑目标逐渐集中到了两个人身上:高颖的前夫曹某,以及出租车司机徐红林。
“曹某的嫌疑很大。”年轻民警小张汇报说,“他去年11月刑满释放,高颖说要跟他谈复合的事,但如果谈不拢,很可能发生冲突。而且,我们查到高颖最后一次接到的电话,就是曹某在朋友家打的,时间是12月7号晚上8点41分。”
“徐红林也不能排除。”李建国补充道,“据高颖的朋友说,曹某坐牢期间,徐红林经常去找高颖,两人来往密切。徐红林也是离婚的,对高颖似乎有想法。有邻居反映,12月7号夜里,听到徐红林家里有女人吵架的声音。”
会议决定,先传唤曹某和徐红林。4月8号一大早,队员们就找到了曹某。曹某看起来很憔悴,得知高颖失踪后,他的反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冷漠。“我12月7号确实给她打过电话,想约她谈谈孩子的事,但她跟我说有事,没见面。”曹某抽着烟,眼神躲闪,“我出狱后就找了份临时工,晚上都在宿舍住,有人能作证。”
队员们立刻去核实曹某的不在场证明,结果发现他说的是实话,12月7号晚上,曹某确实在工厂宿舍,和工友们一起打牌到深夜。曹某的嫌疑被排除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徐红林身上。
4月8号下午6点,徐红林被传唤到刑警队。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镇定。面对民警的询问,他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和高颖关系密切。“我们是朋友,她开歌厅的时候,我经常去捧场。”徐红林跷着二郎腿,语气轻松,“她没出事,就是去山西大同卖保健品了,她好几个朋友都跟我说了。”
“哦?哪些朋友跟你说的?”李建国不动声色地问道。
徐红林报出了六个名字,都是高颖的熟人。李建国立刻安排队员去核实,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这六个人都表示,从来没跟徐红林说过这话,反而都是听徐红林自己说的。“他上个月还跟我说,高颖在大同赚了不少钱,让我也过去试试。”高颖的一个闺蜜气愤地说。
徐红林在撒谎。这个发现让队员们精神一振。他们立刻调取了高颖的传呼记录,90年代,传呼机还是很普及的通讯工具。结果发现,12月7号晚上8点38分,有一个署名叫“徐”的人呼过高颖,留言是“速回电”。
“这个‘徐’,十有八九就是徐红林。”李建国拍板,“第二次传唤,这次要抓住他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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