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们大多选择忍气吞声，一来语言不通，报案困难；二来怕被报复，毕竟黑帮就在身边，今天报案，明天可能就被堵在小巷子里打一顿；三来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消灾算了。可他们没想到，越是退让，黑帮就越是嚣张。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叫陈淑华的女人和一个叫卢运奇的男人。
陈淑华和丈夫在乌苏里斯克做水果蔬菜生意，儿子宋永嘉刚考上大学，趁着暑假来俄罗斯看他们。1999年6月8号早晨，陈淑华出门前反复叮嘱儿子：“别出门，这地方乱，有事给我们打电话。”宋永嘉点头答应了，抱着本书在房间里看。
傍晚五点多，陈淑华和丈夫回到108宾馆，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桌上的书掉在地上，窗台上的水杯倒了，水洒了一地。陈淑华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往外跑，刚到宾馆门口，就被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拦住了。
“找儿子呢？”男人叼着烟，吐了个烟圈。
“你知道我儿子在哪？”陈淑华抓住男人的胳膊，声音都在抖。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宋永嘉的护照，晃了晃：“拿五千美元来赎人，不然，你就等着收尸吧。对了，我们老大叫一诺。”
“一诺”两个字，像炸雷一样在陈淑华耳边响起来。她早就听说过这个黑帮头目的名字，只是没想到会找上自己家。夫妻俩急得团团转，家里只有两千美元的现金，还是准备进货的钱。他们赶紧托同乡凑钱，连夜把两千美元送了过去。
大半夜的时候，宋永嘉被送回来了。陈淑华一看，儿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流着血，胳膊上还有烟头烫伤的痕迹。“妈，他们打我，说钱不够，还要再要三千。”宋永嘉哭着说。
看着儿子受的委屈，陈淑华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她不顾丈夫的阻拦，第二天一早就去了乌苏里斯克警察局。可她不会说俄语，只能比手画脚，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哭，俄罗斯警察皱着眉头，手里的笔半天没落下一个字。最后，一个会点中文的警察跟她说：“这是你们中国人之间的纠纷，我们管不了。”
陈淑华哭着回了宾馆，心里又气又恨，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比陈淑华更冷静的是卢运奇。他是东宁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1999年5月来哈巴罗夫斯克考察投资项目。5月25号晚上六点多，他从客户公司出来，准备回宾馆，刚走到街角，就感觉有人跟着自己。他加快脚步，后面的人也加快脚步；他拐进一条小巷，后面的人也跟了进来。
“朋友，跟我们走一趟，有事跟你谈。”一个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根铁棍。
卢运奇心里一紧，知道遇上坏人了。他一边往后退，一边说：“我不认识你们，没什么好谈的。”趁对方不注意，他转身就跑，正好看见一辆出租车开过来，赶紧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快，随便开，别让后面的人跟上。”
出租车司机是个俄罗斯老人，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踩油门就跑，绕着市区转了三圈，卢运奇才敢让司机把车停在一家繁华地段的宾馆门口。他以为这样就安全了，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刚走出宾馆大门，就被那几个人堵住了。
“跑啊，怎么不跑了？”领头的人笑着说，手里把玩着一把手枪。
卢运奇想喊救命，可刚张开嘴，就被人用布堵住了嘴，强行推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停在野外的一个水坝旁边。几个人把他拖下车，不由分说就打，把他的护照、钱包、手表都抢走了。
一个小矮个把枪口塞进卢运奇的嘴里，恶狠狠地说：“我们老大叫一诺，你的命值两千美元，买不买？”
卢运奇的姐姐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国商城开了家服装店，他只能让绑匪跟自己去姐姐店里拿钱。绑匪胆子大得很，光天化日之下押着他走进商城，当着几十个中国商人的面，从他姐姐手里接过两千美元，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一次，卢运奇没忍。他找了个专业的俄语翻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下来，带着翻译一起去了警察局。这一次，俄罗斯警察终于听明白了，不是生意纠纷，是绑架勒索。他们立刻立案，把郑仁浩等人抓了起来。
可让卢运奇没想到的是，俄罗斯的法律对这类犯罪处罚很轻。郑仁浩交了一笔罚金，没过多久就被放出来了。卢运奇彻底寒了心，放弃了在俄罗斯投资的想法，连夜回了东宁。他知道，靠俄罗斯警察，根本治不了这些黑帮。
陈淑华和卢运奇回到东宁后，都去了东宁县公安局报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从俄罗斯回来的商人也涌到公安局，有的被抢了货款，有的被打断了腿，有的店铺被砸了，一个个泣不成声地讲述自己的遭遇。
东宁县公安局的局长王建军，看着堆积如山的报案材料，气得拍了桌子。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宁人，亲眼看着东宁从一个小县城变成繁华的边贸口岸，又看着它一点点冷清下去。这一切，除了部分商人卖假货砸了招牌，更重要的是这些黑帮在俄罗斯的恶行，坏了东宁人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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