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东宁的边贸有多火？那时候，绥芬河还是东宁下属的一个镇，虽然也开通了口岸，但俄罗斯人大多从绥芬河入境，再跑到东宁来做生意。东宁临街的门脸房，租金炒到了一年十万，还抢着租；边贸公司开了一千多家，跟俄罗斯客商打交道的有一两万人。
王建军还记得，那时候他在口岸执勤，经常看见俄罗斯人刚走出关口，手里的皮毛、巧克力还没摆出来，就被中国商人用牛仔裤、羽绒服换走了。有个俄罗斯老太太，每次来都背一麻袋俄罗斯套娃，一到东宁就被抢着买光，她笑着说：“东宁是我的财神爷。”
可没过几年，情况就变了。先是假货泛滥，有的鞋盒子里装着砖头，有的羽绒服里塞着玉米杆芯，有的皮衣用墨汁染色，一沾水就掉色。俄罗斯商人被骗怕了，再也不敢来东宁了。后来，一诺黑帮和杜宪古黑帮在俄罗斯的恶行传回来，俄罗斯人更害怕了：“东宁人在我们国家都这么横，去东宁做生意，会不会被抢？”
就这样，东宁的边贸越来越冷清，而绥芬河却后来居上，成了繁华的边贸城市。王建军心里清楚，不打掉这些黑帮，东宁的边贸就没希望，那些在俄罗斯受苦的同胞也没盼头。
可难题摆在面前，跨国犯罪，隔着国界线，东宁县公安局没有执法权。王建军连夜组织人手，把所有报案材料整理好，写成一份《关于打击境外暴力犯罪、维护中俄边贸正常秩序的情况报告》，亲自开车送到牡丹江市公安局。
牡丹江市公安局的领导看完报告，也很重视，但同样无奈：“我们是地市级公安局，没有跨境执法的权利。这事得报省厅，甚至公安部。”
报告一层层往上递，黑龙江省公安厅接到报告后，立刻向公安部和省政府汇报。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的宋法棠，看完报告后批示：“必须严惩，不能让同胞在境外受委屈，不能坏了中俄边贸的名声。”
公安部很快就和俄罗斯司法部门取得了联系。经过多次会商，双方达成一致：由两国地方警务部门直接接洽，中国警方可以派人到俄罗斯境内，协助俄罗斯警方开展侦查工作。
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东宁县公安局头上。一支由1名省厅警员、2名牡丹江市局侦查员和11名东宁县局民警组成的专案组，很快组建完成。他们办的是旅游签证，带着翻译和侦查设备，悄悄踏上了前往俄罗斯的飞机。
专案组的第一站是海参崴，也就是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的首府。在这里，他们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内务局的警察碰了头。俄方很配合，给专案组的每个人都配备了配枪，还下达命令：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两地的内务局，必须全力协助中国警方。
可刚一开始，取证就遇到了大麻烦。受害者们都怕报复，不敢说实话。有个来自阿城的妇女，丈夫被郑仁浩绑架过，勒索了三千五百美元。专案组找到她的时候，她刚听了两句就“砰”地把门关上了，任凭民警怎么喊，就是不开门。第二次去，民警先见到了她的女儿，小姑娘偷偷说：“我爸爸被打后，晚上总做噩梦，妈妈说不能惹那些坏人。”
还有个叫汤世明的东宁商人，被一诺黑帮敲诈了一亿卢布，几乎倾家荡产。侦查员找到他时，他蹲在地上哭：“警察同志，不是我不说，是我不敢说。那些人要是知道我告他们，我全家都得遭殃。”
专案组开会商量，最后决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由俄罗斯警察出面，以“核查护照”“登记居住信息”为由，把受害者请到警察局，然后中俄警方一起取证，这样不容易被黑帮发现；另一条腿，秘密接触受害者，承诺绝对保护他们的信息，同时告诉他们：“中国警方这次是动真格的，一定要把黑帮打掉。”
民警们还做起了“感情牌”。那个阿城妇女，民警们去了三趟，每次都带着米、面、油，跟她拉家常，讲国内扫黑的力度。最后一次，妇女看着民警冻得通红的脸，终于哭着说：“那些人把我丈夫绑在宾馆里，打了三天三夜，逼他写欠条……”
就这样，一点点地，受害者们开始敢说话了。专案组在俄罗斯一待就是一年半，从1999年夏初到2001年元旦，行程上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受害者，终于摸清了两个黑帮的底细。
郑仁浩的一诺黑帮，核心成员有5人：郑仁浩、崔国哲、陈宝军、金虎山、申正浩，从1999年2月到2000年12月，实施绑架4起、抢劫12起、敲诈勒索10起，涉案金额35万多人民币。
哈巴罗夫斯克的杜宪古黑帮，核心成员6人：杜宪古、宋超、金凤哲、霍启林、杜法古、王贵军，从1998年4月到1999年4月，实施抢劫5起，涉案金额12万多人民币。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经铁证如山。接下来，就是抓捕。
专案组决定先打一诺黑帮。乌苏里斯克的内务局抽调了50多名俄罗斯警察协助，双方在乌苏里斯克宾馆的会议室里制定抓捕计划。根据情报，郑仁浩等人经常在乌苏里斯克宾馆904房间活动，这里既是他们的据点，也是关押人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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