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 7 月的北京，暑气蒸腾。国贸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将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燥热揉成一团。25 岁的陈文忠背着半旧的帆布包，站在人流如织的街头，白色衬衫被汗水浸出淡淡的汗渍，却依旧笔挺。他刚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毕业证被小心翼翼地折在包里，边角被手指摩挲得发亮。
这是他从河北张家口农村走出来的全部底气。
陈文忠的老家在张家口坝下的一个小山村，村口只有一棵老槐树，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他童年最清晰的记忆。父亲在他 10 岁那年上山砍柴时失足坠崖，母亲用一双裹过小脚的手，撑起了整个家。三个姐姐比他年长不少，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每月寄回的微薄工资，加上母亲种玉米、喂猪的收入，像凑份子一样，勉强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直到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把通知书揣在怀里，在村里走了一圈又一圈，逢人就说 “我家文忠考上北京的大学了”。三个姐姐特意从打工的城市赶回来，凑了 500 块钱塞给他，大姐姐红着眼眶说：“弟，到了北京好好学，咱家人以后就指望你了。” 陈文忠记得，那天他背着母亲连夜缝的被褥，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北京。走出北京站的那一刻，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汽车鸣笛声、人群嘈杂声交织在一起，让他这个农村孩子既惶恐又着迷。
四年大学生活，陈文忠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实践上。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专业课成绩始终稳居年级前列，还利用课余时间在电脑城打工，跟着技术人员学装机、修电脑，后来又参与了几个小型网站的开发项目。北京的繁华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这里有最好的工作机会，有最前沿的技术，更有他从小就向往的 “城里生活”。毕业前夕，辅导员劝他回老家考公务员，说稳定体面，还能照顾家人，但陈文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我要留在北京，买房、落户，让母亲和姐姐们过上好日子。”
凭借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陈文忠顺利通过了一家外资网络公司的面试。面试那天，他穿着借来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面对面试官的英文提问，虽然紧张得手心冒汗，却依旧条理清晰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当 HR 告知他被录用，试用期月薪 5000，转正后 8000 多时，陈文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1998 年的北京，普通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一两千，8000 多的收入足以让他跻身 “高收入人群”。
入职后，陈文忠被分配到国贸写字楼的办公室。每天穿着整洁的衬衫，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敲击着键盘编写代码，午休时和同事去楼下的咖啡馆喝咖啡，这种 “白领生活” 让他既自豪又满足。他租住在朝阳区一个老旧小区的单间里，虽然房子不大，但离公司近，每月房租 1500 块。他省吃俭用，每月固定寄 2000 块钱回农村老家，剩下的钱都存了起来，盘算着攒够首付就买房，早日把户口迁到北京。
工作稳定后，身边的同事开始热心地给陈文忠介绍对象。他长相周正，身高一米八，性格沉稳，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条件算得上优秀。但每次相亲，只要女方得知他来自河北农村，家里有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姐姐需要照顾，态度就会变得冷淡。有个女孩直白地说：“我想找个北京本地的，家里没那么多负担。” 还有的女孩虽然没明说，但眼神里的嫌弃让陈文忠如芒在背。几次相亲失败后，陈文忠心里难免有些失落，他知道，农村出身是他在北京婚恋市场上最大的 “短板”。
这种失落感一直持续到 2000 年春天。经朋友介绍，陈文忠认识了刘诗龄。刘诗龄和他同岁，身高一米六左右，皮肤白皙，眼睛大大的，性格温柔内敛。她的父母原本是海淀区的菜农，上世纪 90 年代末，北京扩建征地，家里的菜地被征用，不仅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还落了北京市户口。刘诗龄是家里的独生女，大专毕业后在一家服装公司做会计，月薪 2000 元左右。
第一次见面是在海淀公园，陈文忠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买了两瓶矿泉水。刘诗龄准时赴约，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说话轻声细语，给陈文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聊天时，陈文忠没有隐瞒自己的家境，坦诚地说：“我老家在农村，父亲早逝，母亲和姐姐们供我读完大学，现在我在北京打拼，想早点买房落户。” 他以为刘诗龄会像之前的女孩一样退缩，没想到刘诗龄听完后，温柔地说：“你挺不容易的，能靠自己走到今天，很厉害。”
刘诗龄的坦诚和理解让陈文忠心里一暖。其实，刘诗龄对陈文忠也颇有好感。他长相帅气，谈吐得体，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比她之前认识的男生都要优秀。更重要的是，陈文忠的坦诚让她觉得可靠。回家后，刘诗龄把陈文忠的情况告诉了父母，母亲王敏琴听后，沉思了片刻说：“农村出身没关系，只要人踏实、能赚钱就行，改天让他来家里吃饭，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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