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这事得查，但得科学地查。”立新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建国从门后走出来，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人死了可能有多种原因，说不定是传染病，或者吃了别的东西。我建议送法医解剖，查清楚死因再说。”
“解剖？你敢动我婆娘娃的身子试试！”陈守业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举起锄头就要砸过去。黄志强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他的腰：“老陈！冷静！解剖是为了查明真相，给你妻儿报仇啊！”
混乱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打他！”，一块石头飞了过来，擦着王建国的耳朵砸在铁皮门上，迸出火星。黄志强知道再拖下去就要出人命，猛地拔出配枪，对着天空扣动了扳机~“砰砰！”两声枪响，像炸雷一样在镇上空回荡。
人群瞬间安静下来。陈德明也赶紧拉住陈守业：“老陈，不能闹大！闹大了咱们有理也变没理了，还怎么给你妻儿讨说法？”他压低声音，“先回去，咱们联名写请愿书，让上面来查！”
在村干部和亲戚的劝说下，愤怒的村民渐渐散去。夕阳西下时，陈守业一个人坐在鱼塘边，望着水面上漂浮的死鱼，泪水混着汗水往下淌。他不知道，这只是这场噩梦的开始，死亡的毒影，才刚刚在金利镇展开它的翅膀。
三天后，三药管理区政府的办公桌上，堆起了一叠厚厚的请愿书，签名和按满红手印的纸页足足有几千张，核心只有一个：关闭立新金矿，查明死因，还死者公道。高要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要求公安机关彻查此事，可最大的难题摆在面前，陈守业等死者家属死活不同意解剖尸体，他们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解剖是对死者的亵渎。
调查陷入僵局时，更荒诞的一幕出现了。金利镇的村民们开始流传“触怒河神”的说法，有人说，立新公司排污污染了西江支流，得罪了河神，所以河神降罪，先是死牲畜，再是死人。镇外的观音庙前，挤满了求神拜佛的村民，香火缭绕得能呛得人咳嗽。有人带着供品跪在庙前，磕得头破血流；家家户户的门框上，都贴上了黄纸写的辟邪符咒，连镇里的学校门口，都挂起了道士画的“平安符”。
可符咒挡不住死亡的脚步。8月下旬，三药管理区的四个自然村——要卖村、金利村、禄村、茅岗村，陆续出现了更多“怪病”患者。症状都大同小异：突然头昏、抽搐、口吐白沫，最快的几分钟就没了气。金利村的张老太，早上还在院子里喂鸡，中午就倒在灶台边，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菜；禄村的小学生李伟，课间操时突然倒地，送到医院时已经没了呼吸。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镇里的卫生院挤满了患者和家属，病床不够，就用木板搭在走廊上；药品告急，护士只能用生理盐水给患者输液维持。更可怕的是，谣言开始发酵，有人说这是“霍乱”，有人说是“麻风病”，还有人说这是“外国传进来的怪病”。为了躲避“瘟疫”，大量村民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往外地投亲靠友。镇里的学校停课了，工厂停工了，连镇口的菜市场都没人敢去，只有几只野狗在空荡的街道上乱窜。
有村民想去肇庆市避难，可一说是“金利来的”，对方立马关门拒客；甚至有亲戚在电话里说“你们别过来，万一传染了怎么办”。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紧邻香港，这件事很快被香港媒体捕捉到。《大公报》《文汇报》都刊登了相关报道，标题触目惊心，《高要怪病夺数命，村民逃亡避瘟疫》。消息像长了翅膀，传到了台湾、韩国，甚至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也进行了报道，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9月1日，高要市和上级肇庆市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三药管理区。工作组刚到，就收到了一条重要线索：8月27日，要卖村村民陈广明发现自家鱼塘里的鱼苗全翻了肚子，浮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他沿着鱼塘边排查，在靠近公路的草丛里，找到了十几个“毒鼠强”的空瓶子。陈广明赶紧报了警，派出所的人来取了证，却初步判断是“有人浑水摸鱼”，趁着金矿污染的风波，故意毒他的鱼泄愤。
“这绝对是关键线索！”工作组组长、肇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志坚在碰头会上拍了桌子，“现在已经死了4个人，都是不明不白的。虽然家属不同意解剖，但从鱼塘的情况看，人为投毒的可能性很大！”
“可我觉得不对劲。”金利镇派出所的老刑警刘建国皱着眉，“如果是投毒，怎么能投得这么广？四个村子都有病例，涉及几十户人家。而且毒鼠强毒性烈，吃了马上就发作，可这几个死者，有的是在路边走，有的是在家里做饭，根本不是集中发病。更奇怪的是，一家人吃同样的饭、喝同样的水，偏偏只有老人和孩子死了，年轻人却没事，这不符合投毒的规律。”
刘建国的话让会议室陷入了沉默。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可又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最终，周志坚拍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方面加大巡逻力度，排查可疑人员；另一方面，继续做家属的工作，必须争取解剖尸体，查明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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