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这事得查,但得科学地查。”立新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建国从门后走出来,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人死了可能有多种原因,说不定是传染病,或者吃了别的东西。我建议送法医解剖,查清楚死因再说。”
“解剖?你敢动我婆娘娃的身子试试!”陈守业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举起锄头就要砸过去。黄志强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他的腰:“老陈!冷静!解剖是为了查明真相,给你妻儿报仇啊!”
混乱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打他!”,一块石头飞了过来,擦着王建国的耳朵砸在铁皮门上,迸出火星。黄志强知道再拖下去就要出人命,猛地拔出配枪,对着天空扣动了扳机~“砰砰!”两声枪响,像炸雷一样在镇上空回荡。
人群瞬间安静下来。陈德明也赶紧拉住陈守业:“老陈,不能闹大!闹大了咱们有理也变没理了,还怎么给你妻儿讨说法?”他压低声音,“先回去,咱们联名写请愿书,让上面来查!”
在村干部和亲戚的劝说下,愤怒的村民渐渐散去。夕阳西下时,陈守业一个人坐在鱼塘边,望着水面上漂浮的死鱼,泪水混着汗水往下淌。他不知道,这只是这场噩梦的开始,死亡的毒影,才刚刚在金利镇展开它的翅膀。
三天后,三药管理区政府的办公桌上,堆起了一叠厚厚的请愿书,签名和按满红手印的纸页足足有几千张,核心只有一个:关闭立新金矿,查明死因,还死者公道。高要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要求公安机关彻查此事,可最大的难题摆在面前,陈守业等死者家属死活不同意解剖尸体,他们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解剖是对死者的亵渎。
调查陷入僵局时,更荒诞的一幕出现了。金利镇的村民们开始流传“触怒河神”的说法,有人说,立新公司排污污染了西江支流,得罪了河神,所以河神降罪,先是死牲畜,再是死人。镇外的观音庙前,挤满了求神拜佛的村民,香火缭绕得能呛得人咳嗽。有人带着供品跪在庙前,磕得头破血流;家家户户的门框上,都贴上了黄纸写的辟邪符咒,连镇里的学校门口,都挂起了道士画的“平安符”。
可符咒挡不住死亡的脚步。8月下旬,三药管理区的四个自然村——要卖村、金利村、禄村、茅岗村,陆续出现了更多“怪病”患者。症状都大同小异:突然头昏、抽搐、口吐白沫,最快的几分钟就没了气。金利村的张老太,早上还在院子里喂鸡,中午就倒在灶台边,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菜;禄村的小学生李伟,课间操时突然倒地,送到医院时已经没了呼吸。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镇里的卫生院挤满了患者和家属,病床不够,就用木板搭在走廊上;药品告急,护士只能用生理盐水给患者输液维持。更可怕的是,谣言开始发酵,有人说这是“霍乱”,有人说是“麻风病”,还有人说这是“外国传进来的怪病”。为了躲避“瘟疫”,大量村民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往外地投亲靠友。镇里的学校停课了,工厂停工了,连镇口的菜市场都没人敢去,只有几只野狗在空荡的街道上乱窜。
有村民想去肇庆市避难,可一说是“金利来的”,对方立马关门拒客;甚至有亲戚在电话里说“你们别过来,万一传染了怎么办”。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紧邻香港,这件事很快被香港媒体捕捉到。《大公报》《文汇报》都刊登了相关报道,标题触目惊心,《高要怪病夺数命,村民逃亡避瘟疫》。消息像长了翅膀,传到了台湾、韩国,甚至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也进行了报道,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9月1日,高要市和上级肇庆市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三药管理区。工作组刚到,就收到了一条重要线索:8月27日,要卖村村民陈广明发现自家鱼塘里的鱼苗全翻了肚子,浮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他沿着鱼塘边排查,在靠近公路的草丛里,找到了十几个“毒鼠强”的空瓶子。陈广明赶紧报了警,派出所的人来取了证,却初步判断是“有人浑水摸鱼”,趁着金矿污染的风波,故意毒他的鱼泄愤。
“这绝对是关键线索!”工作组组长、肇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志坚在碰头会上拍了桌子,“现在已经死了4个人,都是不明不白的。虽然家属不同意解剖,但从鱼塘的情况看,人为投毒的可能性很大!”
“可我觉得不对劲。”金利镇派出所的老刑警刘建国皱着眉,“如果是投毒,怎么能投得这么广?四个村子都有病例,涉及几十户人家。而且毒鼠强毒性烈,吃了马上就发作,可这几个死者,有的是在路边走,有的是在家里做饭,根本不是集中发病。更奇怪的是,一家人吃同样的饭、喝同样的水,偏偏只有老人和孩子死了,年轻人却没事,这不符合投毒的规律。”
刘建国的话让会议室陷入了沉默。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可又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最终,周志坚拍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方面加大巡逻力度,排查可疑人员;另一方面,继续做家属的工作,必须争取解剖尸体,查明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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