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金利镇的主要街道、村与村之间的路口，都出现了巡逻队员的身影。他们穿着制服，带着手电筒和橡胶棍，24小时轮班值守。刘建国负责要卖村的巡逻，有天深夜，他和队员小张走在村道上，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远远地，他们看见一个穿灰布衫的妇女，低着头快步往前走。
“谁？站住！干什么的！”刘建国大喝一声，手电筒的光柱直射过去。那妇女吓得一哆嗦，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慌乱。“我……我肚子疼，出来上趟厕所。”她的声音细细的，眼神躲闪着不敢看他们。
刘建国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中等身材，脸上带着农村妇女常见的风霜，手里攥着一个深色的布包。“这么晚了，上完厕所赶紧回家，别在外头晃。”他没多想，这段时间夜里出来上厕所的村民不少，大家都怕家里的厕所“不干净”。他挥了挥手，带着小张继续往前走。
他不知道，这个自称“肚子疼”的妇女，正是这场噩梦的始作俑者；更不知道，她手里的布包里，装着足以致命的毒药。这段被忽略的插曲，让投毒者的罪恶又延续了一个多月。
巡逻持续了三个星期，可死亡案件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到9月中旬，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8人，中毒入院的有60多人。消息传到省里，省公安厅厅长梁国聚、卫生厅厅长黄庆道亲自从广州赶来，在三药管理区的临时指挥部坐镇，立下“问题不解决，绝不回省城”的军令状。国家公安部也派来了工作组，带着全国顶尖的刑侦和法医专家，加入侦破队伍。
9月16日早晨，要卖村的小男孩陈泽辉，攥着母亲给的五毛钱，跑到村头的小食店买粥。食店老板李嫂舀了一碗热腾腾的瘦肉粥，递给他：“阿辉，慢点喝，刚煮好的。”陈泽辉点点头，捧着粥碗往家走。回到家，他把粥分成两半，一半给了正在缝衣服的母亲，自己端着另一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不到半个小时，陈泽辉突然抱着肚子尖叫起来，身体开始剧烈抽搐，口吐白沫。母亲吓得魂飞魄散，抱着他就往卫生院跑，可刚到门口，孩子就没了呼吸。而她自己，因为只吃了小半碗粥，一点事都没有。
这个病例让专家组眼前一亮，同一碗粥，吃得多的孩子死了，吃得少的母亲没事，这高度符合中毒的特征！医疗专家组组长、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张教授立刻找到陈泽辉的母亲：“大姐，孩子死得蹊跷，只有解剖才能查出来是怎么死的，才能抓住凶手，不然还会有更多人受害！”
可陈泽辉的母亲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我娃不能被开膛破肚！他是被立新公司的毒水害死的，不用解剖我也知道！”任凭张教授和民警怎么劝说，她就是不同意。专家组没办法，只能对陈泽辉的尸体进行体表检验，指甲发绀、瞳孔缩小、口腔有异味，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症状，但具体是什么毒，还是查不出来。
此时，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2人，中毒入院的83人里，有10人还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公安部工作组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一周内找到突破口！所有警察全部下到一线，走访所有病人和家属，采集样本，排查线索。
刘建国负责走访住院病人，那段时间，他几乎没合过眼。白天，他在医院里挨个询问病人发病前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去过哪里，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晚上，他和同事们整理笔录，绘制病人住宅的平面图，分析可能的中毒地点。为了采集样本，他和同事们几乎成了“专职护理”，病人一有呕吐物、排泄物，他们立刻用特制的容器接好，马不停蹄地送到检测中心。
“那段时间，我们身上的味儿比医院的厕所还难闻。”后来刘建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眼圈还会发红，“有个病人呕吐得厉害，吐了我一身，我连擦都没擦，先把样本装好。回到家，我老婆不让我进门，说我身上有‘毒’，连孩子都不让我抱。我只能在门口的柴房睡，每天用肥皂洗三遍澡，可那股味儿好像渗进骨头里了。”
更折磨人的是心理压力。有几个民警因为连续熬夜，出现了头晕、乏力的症状，吓得以为自己也中了毒，赶紧跑去做检查，结果都是虚惊一场。刘建国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天晚上，他在整理笔录时，突然觉得手脚发麻，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也中招了”，后来才发现是蹲在地上太久，血液循环不畅。
警察们采集了大量样本：死者的衣物、饮食器具、呕吐物、现场发现的毒鼠强空瓶、甚至是村里的井水、鱼塘水、庄稼叶子。可因为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很多样本送到检测中心时已经变质；少数能检测的样本，也没查出明确的毒物，只在几只死鸡的胃里发现了氟乙酰胺，一种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的剧毒农药，但在农村很常见，没法作为直接证据。
案件再一次陷入僵局。10月初，联合工作组召开紧急会议，周志坚拍着桌子说：“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说服家属同意解剖！这是唯一的出路！”这一次，民警们改变了策略，不再只找死者直系亲属，而是请出村里的老人、宗族长老一起劝说。在农村，宗族的力量比政府的话更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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