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过了半年，黄可芬的好运终于到头了。1975 年的一天深夜，他和同伙在盗窃一家五金店时，被巡逻的民警当场抓获。在审讯过程中，警方顺藤摸瓜，查出了他多次盗窃爆炸物用于炸鱼的犯罪事实。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和非法盗窃、持有爆炸物罪，数罪并罚，判处黄可芬有期徒刑 5 年。
对于大多数罪犯来说，监狱是反思过错、改造自新的地方，但对于黄可芬而言，这 5 年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让他心中的怨恨愈发深重。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 “玩玩” 而已，那些人对他的指责、法律对他的制裁，都是对他的 “迫害”。在监狱里，他拒绝参加劳动改造，经常与其他犯人发生冲突，还多次顶撞狱警。他把自己遭遇的一切不顺，都归咎于社会的 “不公”，一颗报复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入狱两年后，也就是 1977 年，黄可芬在一次户外劳教时，趁看守民警不备，突然挣脱束缚，朝着附近的山林狂奔而去。那个年代，监控设备尚未普及，野外追捕全靠人力排查，加上山林地形复杂，警方虽然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却始终没能找到黄可芬的踪迹。就这样，本该服满 5 年刑期的黄可芬，在越狱后恢复了 “自由身”，而这份逃脱法律制裁的自由，也为日后的惨案埋下了隐患。
越狱后的黄可芬，开始了四处逃窜的生活。他不敢在老家附近停留，一路向南，最终流窜到了福建南部地区。在逃亡的日子里，他依然改不了旧习，一边靠盗窃维持生计，一边继续疯狂地购买炸药和雷管。他就像一条离不开水的鱼，炸鱼依旧是他最痴迷的 “爱好”。只不过，此时的他更加肆无忌惮，从野外的河流，到农民承包的鱼塘，只要有鱼的地方，就可能出现他的身影。
许多鱼塘老板都遭受了灭顶之灾。有一位姓张的老板，为了给儿子筹备彩礼，承包了三亩鱼塘，精心养殖了一年的草鱼和鲤鱼，眼看就要上市售卖，却被黄可芬一次炸鱼全部毁于一旦。看着满塘翻着肚皮的死鱼，张老板蹲在塘边号啕大哭，积蓄了一年的心血瞬间化为乌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鱼塘老板们纷纷报警，警方每次接到报案后都会迅速展开搜捕，但黄可芬异常狡猾，每次作案后都能迅速撤离，像一条滑溜溜的鲶鱼，让警方的追捕屡屡落空。
在福建南部多个村庄、乡镇流窜作案后，黄可芬又偷偷潜入了厦门。他听说厦门水系发达，有很多适合炸鱼的地方，便打算在这里继续他的 “炸鱼事业”。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携带的炸药，最终没有投向鱼塘，而是在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上引爆，酿成了惊天惨案。
1981 年 6 月 24 日，傍晚 7 点整。厦门轮渡站，一辆前往火车站的公交车缓缓驶出站台。此时正是晚高峰时段，车上挤满了乘客，有刚下班的工人，他们疲惫地靠在座椅上，盘算着晚上的饭菜；有放学回家的学生，背着沉重的书包，在车厢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当天的功课；还有提着菜篮子的家庭主妇，菜篮子里装着刚买的海鲜和蔬菜，散发着新鲜的气息。每个人都沉浸在归家的期盼中，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逼近。
在中山路公交站，黄可芬背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大包，混在人群中上了车。当时，乘客们大多背着包或拎着东西，他的装扮并不起眼，没有人对这个双手紧紧护着包的男人产生过多关注。但有一位姓李的女士，却隐约觉得他有些不对劲。李女士回忆说：“他上车的时候，眼神躲躲闪闪的，贼眉鼠眼的样子让人很不舒服。我本来就站在他旁边，可越看越不踏实，就使劲挤到了车厢前面的位置。” 正是这个下意识的举动，让李女士侥幸逃过了一劫。
公交车沿着既定路线缓缓行驶，车厢里充满了嘈杂的人声和窗外的车流声。黄可芬坐在车厢中部靠前的位置，双手始终没有离开那个黑色大包，眼神呆滞地望着前方，偶尔会烦躁地皱起眉头。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当公交车行驶到倒斗西路路段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突然划破了夜空。
“嗡隆！”
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瞬间席卷了整个车厢，火光冲天而起，足足有好几层楼那么高。距离爆炸现场几百米外的居民，都能清晰地听到巨响，不少人家的窗户玻璃被震得粉碎，碎片散落一地。正在路边散步的市民，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立当场，反应过来后，纷纷朝着爆炸的方向跑去。
当人们赶到现场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原本完好无损的公交车，此刻已经面目全非，车身左侧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扭曲的钢铁外翻着，像是被巨兽啃咬过一般。车厢里的座椅被炸得四处飞溅，有的嵌在了路边的墙壁上，有的飞到了几十米外的草丛里。几根高压线被爆炸的冲击力炸断，下垂的电线冒着滋滋的火花，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和烧焦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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