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 年的厦门，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懵懂与蓬勃之中。初夏的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掠过鹭岛的骑楼老街，中山路的商铺里飘出沙茶面的浓香，轮渡码头的汽笛声与自行车的铃铛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座沿海城市最寻常的市井交响。然而，6 月 24 日那个傍晚，一声震彻天际的巨响，彻底撕碎了这份宁静，将无数家庭的幸福瞬间碾成齑粉。
这起震惊全国的公交车爆炸案，最终定格下一组冰冷到令人窒息的数字：40 人死亡，84 人受伤。在那个人口流动性尚不频繁、城市生活节奏舒缓的年代，这样的伤亡规模堪称灭顶之灾。爆炸发生后，原本热闹的街道被恐慌与悲痛笼罩，医院的急诊室挤满了伤者和焦急的家属，认领遗体的公告栏前哭声此起彼伏。这起案件不仅成为厦门城市记忆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更成为当时全国社会治安治理层面的重大警示。
而制造这起惨案的凶手，名叫黄可芬。
一个听起来温婉女性化的名字，其主人却是一名年仅 28 岁的男子。
要探究这起惨案背后的根源，还得从黄可芬的成长轨迹说起。1953 年 8 月，黄可芬出生在福建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自记事起，他就与 “乖巧懂事” 这类词语绝缘。上小学时，他的课桌永远是教室里最凌乱的一角，课本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涂鸦，作业本上的红叉比正确答案还要密集。上课铃一响，他要么趴在桌上呼呼大睡，要么偷偷扯前排女生的辫子，或是将小石子塞进同学的书包。班主任曾多次将他叫到办公室谈话，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动过体罚的念头，但黄可芬要么梗着脖子顶嘴，要么嬉皮笑脸地敷衍，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他的父母更是对他束手无策。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平日里靠种地和打零工补贴家用，性格木讷，面对儿子的顽劣，只会抡起锄头吓唬几句，却从未真正下过手；母亲则终日围着灶台和农田转，除了念叨几句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再也想不出别的管教方法。就这样，黄可芬在 “老师管不了，父母管不住” 的状态下混完了小学。小学毕业考试，他门门功课垫底，自然没能考上初中。辍学后的他，彻底成了家里的 “闲人”，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吃过饭就溜出家门，要么在村口的晒谷场和一群半大孩子打架斗殴，要么在田埂上闲逛，至于下地干农活，他更是嗤之以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计，我才不干，累得要死还赚不到钱。”
看着儿子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父母急得夜不能寐。他们托遍了村里的亲戚朋友，想给黄可芬找份能安身立命的手艺活。有人介绍他去学木匠，可他跟着师傅学了两天，就嫌拉锯刨木太辛苦，趁师傅不注意溜回了家；后来又托人把他送进镇上的修理厂当学徒，他却在车间里偷奸耍滑，还把客户汽车上的小零件拆下来把玩，三天后就被修理厂老板 “请” 回了家。几次下来，再也没人愿意给黄可芬介绍工作，而他对此毫不在意，依旧过着好吃懒做的日子。
随着年龄增长，黄可芬的惰性愈发严重，甚至滋生出了偷鸡摸狗的恶习。他的逻辑简单而扭曲：“凭本事弄来的钱，为什么要辛苦工作？” 起初，他只是偷邻居家晾晒的衣物、院子里的鸡鸭，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撬村里小卖部的窗户，偷里面的香烟和零钱。有一次，他潜入一户村民家中行窃，被主人当场撞见，他不仅不慌张，反而拿起墙角的木棍威胁对方，最终趁乱逃脱。村里人对他恨之入骨，却又敢怒不敢言。
黄可芬的人生信条里，从来没有 “规则” 二字。只要是他觉得没意思的事，哪怕别人磨破嘴皮，他也绝不会动一下；可一旦碰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算是违法犯罪，他也会一头扎进去。22 岁那年，他偶然在村口的荷塘边看到有人用炸药炸鱼，看着一条条鱼被爆炸声震晕浮上水面，他瞬间来了兴致。从那以后，他就像着了魔一样，一门心思扑在了炸鱼上。
为了弄到炸药，黄可芬用尽了歪门邪道。他先是从镇上的采石场偷偷捡拾废弃的炸药包，后来觉得数量不够，就联合几个同样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半夜潜入采石场的仓库盗窃。有了炸药，他便带着自制的引爆装置，在周边的河流、池塘里肆意炸鱼。有时候运气好，能炸到十几斤鱼，他就拿到镇上的集市偷偷卖掉换钱；更多时候，他只是享受爆炸瞬间的快感。
他的疯狂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当地派出所的注意。民警曾多次将他传唤到派出所进行批评教育，还通知他的父母严加管教。可黄可芬表面上点头认错，一出派出所大门，就立刻拿起炸药包奔向荷塘。不仅如此，他还变本加厉，与那些小混混勾结在一起，把盗窃的目标从农村转移到了镇上的商铺。他们趁着夜深人静，撬门入室，盗窃烟酒、布匹、现金等财物，而偷来的钱，几乎全部被他用来购买炸药和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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