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线索！”侦查员小张突然说，“凶手扔工具的时候，路过了旁边的鲁迅小学，晨练的老师说，看见他往校园里扔了个包，里面有撬棍和手雷。”警方在鲁迅小学的操场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包，包上没留指纹，却发现了一点意外收获：撬棍上沾着点油漆，跟供销大厦三楼窗户的油漆一样。
“他是从三楼窗户爬进去的，撬窗户时沾到的油漆。”叶庆龙说，“而且他对供销大厦很熟，知道二楼有珠宝柜台，知道三楼窗户好爬——肯定踩过点。”
警方马上查供销大厦附近的旅馆，1998年的时候，旅馆还是纸质登记，侦查员们翻了几百本登记册，没找到可疑人员；再查诸暨的打火机厂，几十家厂，没找到生产同款包装盒的；最后查绍兴的机械加工厂，跟宁波一样，没找到线索。
“这凶手太狡猾了，每次都不留活口（这次没打中），还故意扔些干扰线索的东西。”叶庆龙叹了口气，“不过这次有指纹，还有他的大致特征——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偏瘦，烟民（因为用了打火机包装盒），懂机械，这就是进步。”
案子虽然没破，但警方把“122案”的范围缩小了：从“可能是退伍军人、去过边境”，缩小到“可能是华东六省人，懂机械，烟民”。
因为绿洲案里的橡胶手套，是华东六省特供的；供销大厦案里的打火机包装盒，是诸暨产的。
“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叶庆龙看着案卷，“下次他再作案，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等，又是六年。
2004年1月22号，农历大年初一。诸暨市的100商店里，到处挂着红灯笼，门口的春联还没干。值班保安夏根法今年50岁，老家在安徽，因为要值班，没回去过年。凌晨两点多，换班的时间快到了，他拿着手电筒在三楼巡逻，突然听见库房那边有“沙沙”声。
“谁啊？大过年的不睡觉？”夏根法走过去，刚推开库房的门，一把尖刀就戳到了他的脸上。
刀刃划开了皮肤，血一下子流了下来。
“别出声！”黑影压低声音说，手里的刀又往前递了递。夏根法也是个硬脾气，虽然脸上流血，还是伸手去推黑影。两人扭打起来，黑影急了，掏出枪，“砰”的一声，子弹打在夏根法的腿上。
夏根法倒在地上，疼得直冒冷汗。黑影顾不上他，转身就跑。
可能是太慌了，他跑的时候，把枪掉在了三楼阳台的窗口附近，还掉了一条灰色的线裤、一个护膝和一根撬棍。
“抓小偷！有枪！”夏根法忍着疼，爬起来喊。其他保安跑过来时，黑影已经没影了。
后来查监控，他是从阳台的排水管滑下去的，动作很快，跟1995年绿洲案的凶手一模一样。
诸暨市公安局的民警赶到时，夏根法已经被送到医院了。侦查员在阳台窗口找到了那把枪——黑色的，上面还沾着点血。“这枪……”老刑警老张拿起来一看，突然眼睛亮了，“你们看，枪管里还有消声器的残片，跟1998年绍兴案的消声器一样！”
更关键的是，枪里有四发子弹，编号都是5222——跟绿洲案、绍兴案的子弹编号一模一样！
“就是他！122案的凶手！”王建军激动得声音都抖了，“这次他掉了枪，还掉了线裤和护膝，肯定能找到线索！”
警方马上对现场遗留物进行勘察：枪是自制的，跟绿洲案的自制枪结构一样；撬棍还是同款四节撬棍；护膝是军用的，上面有磨损痕迹，说明用了很久；最关键的是那条线裤——灰色的，纯棉的，上面沾着点皮屑（后来查是凶手的表皮细胞）。
“这条线裤不是成人穿的。”侦查员小李拿着线裤，去市场上问了十几家卖童装的老板，“老板们都说，这是4-6岁小孩穿的，而且款式是女孩穿的。”
“凶手有个女儿，4-6岁，1998-2000年出生的。”王建军马上推断，“1998年绍兴案的时候，他可能刚结婚；2004年现在，女儿4-6岁，符合时间线。”
再结合之前的线索：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偏瘦，1971年左右出生（按农村结婚年龄算，27岁左右有孩子，1998年结婚，1971年出生正好），懂机械，烟民，可能是诸暨人（这次作案在诸暨，还选在大年初一，老百姓都在家过年，防范松）。
“排查范围缩小到诸暨！”王建军下了命令，“抽调300名警力，2000多名干部群众，挨家挨户查！”
那阵子，诸暨的每条街、每个小区都能看见民警的身影。他们拿着凶手的模拟画像（根据身高、年龄画的），挨家敲门：“您见过这个人吗？”“您家有1971年左右出生的男性吗？”“您家孩子有没有穿过这种灰色线裤？”
侦查员们把诸暨城区分成了200多个网格，每个网格由民警、居委会人员、协警组成小组，一栋楼一栋楼地查。老张家住暨阳街道，回忆说：“那时候民警天天来，连楼道里的垃圾桶都翻了，就怕漏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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