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查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找到符合条件的人。“凶手可能用了假身份，或者藏在农村。”王建军皱着眉，“他太了解诸暨了，知道怎么躲我们。”
那条线裤上的皮屑，当时因为DNA技术还不够先进，没能提取到完整的DNA，只能暂时存放在物证室。“等技术成熟了，这肯定是关键证据。”法医小陈说，他把皮屑样本放在冰箱里，贴了个标签：“122案，待查。”
时间又过了三年，到了2007年。这三年里，浙江警方的DNA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能提取到更微量的DNA了；监控也普及了，大部分街道和商场都装了摄像头。可“122案”的凶手，还是没露面。
直到11月6号，诸暨嘉瑞珠宝行的未遂劫案发生了。
这次现场，警方有了意外收获：嫌疑人跑的时候，把一个饮料瓶落在了变电箱旁。瓶子是塑料的，上面还留着半个指纹，瓶身上印着“中国移动活动赠品”。
更关键的是，瓶子里还有点残留的饮料，上面沾着嫌疑人的唾液。
“马上送物证室，提取DNA！”王建军激动得站起来，“还有，查监控！附近所有的监控都调过来！”
法医小陈连夜加班，从饮料瓶上提取到了混合DNA——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男性DNA不完整，只能提取到Y染色体（男性遗传染色体）；女性DNA完整。”小陈说，“我们把男性Y染色体和2004年线裤上的Y染色体对比，发现是一致的！女性DNA和线裤上的DNA有亲子关系！”
“这说明什么？”王建军问。
“说明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个人做的！女性是他的女儿！”小陈说，“2004年他女儿4-6岁，2007年就是7-9岁，符合DNA亲子关系！”
警方马上查那个饮料瓶：是中国移动2007年夏天在诸暨搞活动时送的，一共送了10万瓶，覆盖了整个诸暨市区和周边乡镇。“凶手可能是参加活动领的，也可能是买东西送的，没法直接查。”侦查员小张说，“但至少能确定，他在诸暨，而且经常出门。”
更让人兴奋的是监控。警方调取了嘉瑞珠宝行附近20多个点位的监控，整整看了三天三夜，终于在一个小巷子的监控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偏瘦，穿着黑色外套，手里拿着一把断线钳（跟现场遗留的断线钳款式一样）。
“你们看，他走路的时候老回头，很警觉。”侦查员小李指着屏幕，“而且他进巷子的时候，特意绕开了摄像头，显然知道有监控。”
警方顺着监控追踪，发现这个男子从巷子出来后，就上了一辆无牌摩托车，往暨阳街道方向开去。可开到一个没有监控的路口后，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了。
“是不是他？”王建军盯着屏幕，“做个模拟实验，看看断线钳是不是同款。”
侦查员们买了跟现场遗留的断线钳一模一样的工具，让民警拿着，在同一个监控点位走了几遍，再对比视频。
发现视频里男子手里的断线钳，比现场遗留的小一点，不是同款。
“白高兴一场。”小张叹了口气，“这凶手太狡猾了，连工具都换着用。”
虽然这次没抓住人，但警方更有信心了：他们有了凶手的Y染色体，有了他女儿的DNA，知道他在诸暨，知道他的身高、年龄、体态。
“只要技术再进步一点，只要他再露一次面，我们一定能抓住他。”王建军说。
接下来的九年，浙江警方没放弃。物证室里，“122案”的卷宗从1本变成了400多本，里面记录着每一次排查、每一条线索、每一个可疑人员；DNA样本被反复检测，技术从提取17个基因座位，升级到能提取36个基因座位（更精准）；监控从模糊的模拟信号，变成了高清数字信号。
2016年，浙江省公安厅再次牵头，成立了“122案”专案指挥部，组建了五个专项小组：生物检材排查组、视频追踪组、指纹对比组、重点人群排查组、大数据分析组。“这次我们要用科技手段，跟凶手耗到底。”指挥部总指挥说。
生物检材排查组首先有了突破。他们用最新的DNA技术，对2007年饮料瓶上的男性Y染色体进行了深度检测，发现这个Y染色体属于绍兴徐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徐氏家族在诸暨、绍兴、宁海都有分布，我们要挨个排查。”组长老李说。
侦查员们跑到绍兴，查徐氏家族的族谱，发现这个分支有619个家系（家系指能追溯到同一个祖先的家族），涉及3万多人。“我们把每个家系的男性都登记在册，提取他们的Y染色体，跟凶手的对比。”老李说，“这个工作很枯燥，每天要跑十几个村子，跟老百姓解释为什么要抽血，有时候还会被误会，但没人抱怨。”
视频追踪组也没闲着。他们把2007年到2016年，诸暨所有跟“徐氏家族”有关的监控都调了出来，整整10万小时的视频，一帧一帧地看。“我们在2015年的一个监控里，发现了一个穿黄衣服的男子，跟凶手的特征很像。”组长小王说，“他三次进入嘉瑞珠宝行附近的巷子，第一次逗留两分钟，第二次逗留十分钟，走路的时候老回头，还在路边抽过烟——跟1998年绍兴案推断的‘烟民’特征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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