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查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找到符合条件的人。“凶手可能用了假身份,或者藏在农村。”王建军皱着眉,“他太了解诸暨了,知道怎么躲我们。”
那条线裤上的皮屑,当时因为DNA技术还不够先进,没能提取到完整的DNA,只能暂时存放在物证室。“等技术成熟了,这肯定是关键证据。”法医小陈说,他把皮屑样本放在冰箱里,贴了个标签:“122案,待查。”
时间又过了三年,到了2007年。这三年里,浙江警方的DNA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能提取到更微量的DNA了;监控也普及了,大部分街道和商场都装了摄像头。可“122案”的凶手,还是没露面。
直到11月6号,诸暨嘉瑞珠宝行的未遂劫案发生了。
这次现场,警方有了意外收获:嫌疑人跑的时候,把一个饮料瓶落在了变电箱旁。瓶子是塑料的,上面还留着半个指纹,瓶身上印着“中国移动活动赠品”。
更关键的是,瓶子里还有点残留的饮料,上面沾着嫌疑人的唾液。
“马上送物证室,提取DNA!”王建军激动得站起来,“还有,查监控!附近所有的监控都调过来!”
法医小陈连夜加班,从饮料瓶上提取到了混合DNA——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男性DNA不完整,只能提取到Y染色体(男性遗传染色体);女性DNA完整。”小陈说,“我们把男性Y染色体和2004年线裤上的Y染色体对比,发现是一致的!女性DNA和线裤上的DNA有亲子关系!”
“这说明什么?”王建军问。
“说明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个人做的!女性是他的女儿!”小陈说,“2004年他女儿4-6岁,2007年就是7-9岁,符合DNA亲子关系!”
警方马上查那个饮料瓶:是中国移动2007年夏天在诸暨搞活动时送的,一共送了10万瓶,覆盖了整个诸暨市区和周边乡镇。“凶手可能是参加活动领的,也可能是买东西送的,没法直接查。”侦查员小张说,“但至少能确定,他在诸暨,而且经常出门。”
更让人兴奋的是监控。警方调取了嘉瑞珠宝行附近20多个点位的监控,整整看了三天三夜,终于在一个小巷子的监控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偏瘦,穿着黑色外套,手里拿着一把断线钳(跟现场遗留的断线钳款式一样)。
“你们看,他走路的时候老回头,很警觉。”侦查员小李指着屏幕,“而且他进巷子的时候,特意绕开了摄像头,显然知道有监控。”
警方顺着监控追踪,发现这个男子从巷子出来后,就上了一辆无牌摩托车,往暨阳街道方向开去。可开到一个没有监控的路口后,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了。
“是不是他?”王建军盯着屏幕,“做个模拟实验,看看断线钳是不是同款。”
侦查员们买了跟现场遗留的断线钳一模一样的工具,让民警拿着,在同一个监控点位走了几遍,再对比视频。
发现视频里男子手里的断线钳,比现场遗留的小一点,不是同款。
“白高兴一场。”小张叹了口气,“这凶手太狡猾了,连工具都换着用。”
虽然这次没抓住人,但警方更有信心了:他们有了凶手的Y染色体,有了他女儿的DNA,知道他在诸暨,知道他的身高、年龄、体态。
“只要技术再进步一点,只要他再露一次面,我们一定能抓住他。”王建军说。
接下来的九年,浙江警方没放弃。物证室里,“122案”的卷宗从1本变成了400多本,里面记录着每一次排查、每一条线索、每一个可疑人员;DNA样本被反复检测,技术从提取17个基因座位,升级到能提取36个基因座位(更精准);监控从模糊的模拟信号,变成了高清数字信号。
2016年,浙江省公安厅再次牵头,成立了“122案”专案指挥部,组建了五个专项小组:生物检材排查组、视频追踪组、指纹对比组、重点人群排查组、大数据分析组。“这次我们要用科技手段,跟凶手耗到底。”指挥部总指挥说。
生物检材排查组首先有了突破。他们用最新的DNA技术,对2007年饮料瓶上的男性Y染色体进行了深度检测,发现这个Y染色体属于绍兴徐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徐氏家族在诸暨、绍兴、宁海都有分布,我们要挨个排查。”组长老李说。
侦查员们跑到绍兴,查徐氏家族的族谱,发现这个分支有619个家系(家系指能追溯到同一个祖先的家族),涉及3万多人。“我们把每个家系的男性都登记在册,提取他们的Y染色体,跟凶手的对比。”老李说,“这个工作很枯燥,每天要跑十几个村子,跟老百姓解释为什么要抽血,有时候还会被误会,但没人抱怨。”
视频追踪组也没闲着。他们把2007年到2016年,诸暨所有跟“徐氏家族”有关的监控都调了出来,整整10万小时的视频,一帧一帧地看。“我们在2015年的一个监控里,发现了一个穿黄衣服的男子,跟凶手的特征很像。”组长小王说,“他三次进入嘉瑞珠宝行附近的巷子,第一次逗留两分钟,第二次逗留十分钟,走路的时候老回头,还在路边抽过烟——跟1998年绍兴案推断的‘烟民’特征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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