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残忍的是，黑影抢完东西，并没有马上走。他盯着被捆着的老周和小李，沉默了几秒，突然举起枪，对着两人的胸口各开了一枪。“他就是怕被认出来。”后来负责此案的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叶庆龙说，“凶手心思太毒了，明明已经控制住人，还是下了死手。”
第二天早上，开门的店员发现尸体时，当场就吓瘫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半天就传遍了宁波。
“绿洲珠宝行出事了，两个保安被杀了！”“抢了一百多万的金子，凶手带着枪跑了！”老百姓吓得不敢晚上出门，珠宝行都加了保安，可没人知道，这个凶手会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继续在浙江各地作案。
叶庆龙赶到现场时，已经是上午十点。57岁的他，头发都白了一半，却硬是蹲在地上，拿着手电筒一寸一寸地照。“我们要像鹰一样盯线索，像狗一样找痕迹。”他跟身边的侦查员说，这句话后来成了浙江刑侦的“名言”。
现场被破坏得不算严重，但凶手太老练了——他戴了橡胶手套，没留指纹；穿的是软底鞋，脚印很淡；抢完东西还擦了撬棍和枪，没留一点DNA。侦查员们查了三天三夜，只在三楼电话总机房里发现了个关键线索：一个花花公子牌的鞋印，40码，鞋底沾着点顶楼的灰尘。
“他是从顶楼进的总机房，切断了电话线，再从电梯井下去的。”叶庆龙指着鞋印说，“而且从脚印的深浅看，他身高大概一米七，中等偏瘦，攀爬能力极强。
电梯井的钢绳那么滑，他能顺着滑下来，还没出声，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更让警方在意的是现场遗留的东西：一把自制消声器（里面塞着刮胡刀网罩）、一根四节撬棍（接口处磨得很光滑，显然用了很多次）、一把骨柄尖刀（后来鉴定是印支虎的骨头做的）、一捆军用背包带（上面有部队的印章），还有两枚子弹壳。
一枚是自制枪的（没膛线），一枚是制式手枪的（后来查是前苏联托卡列夫枪的子弹，国内很少见）。
“这凶手不简单，有备而来，还懂反侦察。”叶庆龙皱着眉，“从背包带看，可能当过兵；从虎骨刀和子弹看，可能去过中缅、中越边境；从撬棍和消声器看，可能懂机械加工。”
警方马上展开排查：先是查宁波的退伍军人，6000多人，一个个核对档案，没找到符合条件的；再查中缅、中越边境的边贸市场，侦查员们顶着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跑了3000多公里，走访了上百家商铺，没找到卖虎骨刀和托卡列夫子弹的；最后查宁波周边的机械加工厂，几百家厂，没找到能做出同款撬棍和消声器的。
“那时候没监控，没DNA技术，全靠腿跑、嘴问。”老侦查员老赵回忆，“我们在绿洲珠宝行守了半个月，天天跟路人打听，可谁也没见过那个黑影。”
案子就这么僵住了。绿洲珠宝行的大门关了三个月，再开门时，柜台前多了两个保安，门口装了四个摄像头，可老百姓路过时，还是会忍不住往里面看。
时间一晃到了1998年。这三年里，浙江警方没放弃过“122案”，叶庆龙的办公桌上，始终放着那本案卷，每页纸都被他翻得卷了边。可凶手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没再露面。
直到4月15号凌晨，绍兴市越城区的供销大厦出事了。
供销大厦是当时绍兴最高档的商场，一楼卖化妆品，二楼是黄金珠宝柜台，三楼是家电区。那天凌晨两点多，值班保安老陈在二楼巡逻时，突然听见珠宝柜台那边有“咔嗒”声，像是撬玻璃的声音。
“谁在那儿？”老陈拿着手电筒走过去，光束里突然出现一个黑影。那黑影吓了一跳，喊了一声，转身就跑。老陈赶紧追，没跑两步，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擦着他的耳朵过去，打在墙上。
“有枪！”老陈赶紧躲到柜台后面，掏出对讲机喊人。其他保安跑过来时，黑影已经没影了。
警方赶到时，在三楼窗户下的花坛里，找到了凶手扔的作案工具：一根撬棍（跟绿洲案的同款）、五枚自制手雷（里面装着火药和铁钉）、一枚自制引爆器（用打火机包装盒做的），还有一顶灰色的老头帽。
“你们看这个！”绍兴市公安局的刑侦队长指着引爆器，“里面有枚指纹，虽然变形了，但能提取到特征点。”更关键的是，现场找到的子弹壳，跟绿洲案的制式手枪子弹壳一模一样。
“是同一个人！”叶庆龙接到电话时，正在宁波开会，他马上带着案卷赶到绍兴，“这凶手藏了三年，又出来了！”
警方顺着线索查：老头帽是绍兴本地产的，到处都有卖，没法查；自制手雷的火药，是最常见的黑火药，市场上随便能买到；倒是那个引爆器里的打火机包装盒，上面印着“诸暨产”，还有那枚变形的指纹，警方马上录入数据库，可当时的指纹库还不完善，没找到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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