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残忍的是,黑影抢完东西,并没有马上走。他盯着被捆着的老周和小李,沉默了几秒,突然举起枪,对着两人的胸口各开了一枪。“他就是怕被认出来。”后来负责此案的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叶庆龙说,“凶手心思太毒了,明明已经控制住人,还是下了死手。”
第二天早上,开门的店员发现尸体时,当场就吓瘫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半天就传遍了宁波。
“绿洲珠宝行出事了,两个保安被杀了!”“抢了一百多万的金子,凶手带着枪跑了!”老百姓吓得不敢晚上出门,珠宝行都加了保安,可没人知道,这个凶手会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继续在浙江各地作案。
叶庆龙赶到现场时,已经是上午十点。57岁的他,头发都白了一半,却硬是蹲在地上,拿着手电筒一寸一寸地照。“我们要像鹰一样盯线索,像狗一样找痕迹。”他跟身边的侦查员说,这句话后来成了浙江刑侦的“名言”。
现场被破坏得不算严重,但凶手太老练了——他戴了橡胶手套,没留指纹;穿的是软底鞋,脚印很淡;抢完东西还擦了撬棍和枪,没留一点DNA。侦查员们查了三天三夜,只在三楼电话总机房里发现了个关键线索:一个花花公子牌的鞋印,40码,鞋底沾着点顶楼的灰尘。
“他是从顶楼进的总机房,切断了电话线,再从电梯井下去的。”叶庆龙指着鞋印说,“而且从脚印的深浅看,他身高大概一米七,中等偏瘦,攀爬能力极强。
电梯井的钢绳那么滑,他能顺着滑下来,还没出声,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更让警方在意的是现场遗留的东西:一把自制消声器(里面塞着刮胡刀网罩)、一根四节撬棍(接口处磨得很光滑,显然用了很多次)、一把骨柄尖刀(后来鉴定是印支虎的骨头做的)、一捆军用背包带(上面有部队的印章),还有两枚子弹壳。
一枚是自制枪的(没膛线),一枚是制式手枪的(后来查是前苏联托卡列夫枪的子弹,国内很少见)。
“这凶手不简单,有备而来,还懂反侦察。”叶庆龙皱着眉,“从背包带看,可能当过兵;从虎骨刀和子弹看,可能去过中缅、中越边境;从撬棍和消声器看,可能懂机械加工。”
警方马上展开排查:先是查宁波的退伍军人,6000多人,一个个核对档案,没找到符合条件的;再查中缅、中越边境的边贸市场,侦查员们顶着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跑了3000多公里,走访了上百家商铺,没找到卖虎骨刀和托卡列夫子弹的;最后查宁波周边的机械加工厂,几百家厂,没找到能做出同款撬棍和消声器的。
“那时候没监控,没DNA技术,全靠腿跑、嘴问。”老侦查员老赵回忆,“我们在绿洲珠宝行守了半个月,天天跟路人打听,可谁也没见过那个黑影。”
案子就这么僵住了。绿洲珠宝行的大门关了三个月,再开门时,柜台前多了两个保安,门口装了四个摄像头,可老百姓路过时,还是会忍不住往里面看。
时间一晃到了1998年。这三年里,浙江警方没放弃过“122案”,叶庆龙的办公桌上,始终放着那本案卷,每页纸都被他翻得卷了边。可凶手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没再露面。
直到4月15号凌晨,绍兴市越城区的供销大厦出事了。
供销大厦是当时绍兴最高档的商场,一楼卖化妆品,二楼是黄金珠宝柜台,三楼是家电区。那天凌晨两点多,值班保安老陈在二楼巡逻时,突然听见珠宝柜台那边有“咔嗒”声,像是撬玻璃的声音。
“谁在那儿?”老陈拿着手电筒走过去,光束里突然出现一个黑影。那黑影吓了一跳,喊了一声,转身就跑。老陈赶紧追,没跑两步,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擦着他的耳朵过去,打在墙上。
“有枪!”老陈赶紧躲到柜台后面,掏出对讲机喊人。其他保安跑过来时,黑影已经没影了。
警方赶到时,在三楼窗户下的花坛里,找到了凶手扔的作案工具:一根撬棍(跟绿洲案的同款)、五枚自制手雷(里面装着火药和铁钉)、一枚自制引爆器(用打火机包装盒做的),还有一顶灰色的老头帽。
“你们看这个!”绍兴市公安局的刑侦队长指着引爆器,“里面有枚指纹,虽然变形了,但能提取到特征点。”更关键的是,现场找到的子弹壳,跟绿洲案的制式手枪子弹壳一模一样。
“是同一个人!”叶庆龙接到电话时,正在宁波开会,他马上带着案卷赶到绍兴,“这凶手藏了三年,又出来了!”
警方顺着线索查:老头帽是绍兴本地产的,到处都有卖,没法查;自制手雷的火药,是最常见的黑火药,市场上随便能买到;倒是那个引爆器里的打火机包装盒,上面印着“诸暨产”,还有那枚变形的指纹,警方马上录入数据库,可当时的指纹库还不完善,没找到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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