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张德月却没接话，他只是抬了抬头，嘴角竟然勾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那笑容很奇怪，不是绝望，也不是悔恨，反倒像是藏着什么秘密。巴图心里“咯噔”一下——他见过不少死刑犯，临刑前不是哭爹喊娘，就是吓得尿裤子，从没见过像张德月这样，还能笑得出来的。
“不对劲。”巴图心里泛起一阵不安，他悄悄跟在法警后面，看着张德月被押上警车，往戈壁滩上的行刑地去。
行刑地在离市区几十公里的戈壁滩上，黄沙漫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法警把张德月押到指定位置，让他跪下。一名法警举起枪，枪口对准了他的后脑勺，手指扣在扳机上，只等命令下达。
“别开枪！我要检举！我要立功！”就在这时，张德月突然大喊一声，声音划破了戈壁的寂静。
所有人都愣住了——法警的手停在半空，负责监督的检察官也皱起了眉。只有巴图，心里那股不安终于落了地——果然，这小子没这么容易认命。
根据1997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罪犯在行刑前表明要检举揭发，必须立刻停止行刑，重新审查。法警只好放下枪，把张德月押上警车，又送回了看守所。
回到审讯室，张德月像是变了个人——之前的沉默全没了，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开口：“警察同志，我要检举！2006年8月，在89团十连的棉田里，有个叫杨艳的女人被人杀了！凶手是个叫阿杰的蒙古族青年！我知道尸体埋在哪！”
他说得很详细：杨艳和阿杰都是2006年去棉田采棉花的短工，两人在采棉的时候好上了，成了情侣。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吵了架，阿杰一时冲动，强奸了杨艳，还失手把她杀了。阿杰怕被人发现，就找他帮忙埋尸——当时戈壁滩的土太硬，阿杰一个人挖不动，就拿着刀子威胁他，他没办法，只好跟着阿杰把杨艳的尸体埋在了棉田的西北角。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巴图盯着他的眼睛，想从里面找出破绽。
“我之前不敢啊！”张德月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副“后怕”的表情：“阿杰手里有刀，我怕他报复我家人。现在我都要死刑了，也不怕他了，就想立功赎罪，争取个宽大处理。”
听起来天衣无缝，可巴图总觉得不对劲——张德月要是真知道这事，为什么不早说？非要等到行刑前才开口？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可怀疑归怀疑，线索还是要查。巴图立刻安排人手，兵分两路：一路跟着张德月去89团十连的棉田找尸体，另一路去查那个叫阿杰的蒙古族青年。
跟着张德月去棉田的民警，很快就有了发现。在张德月指认的位置，民警们挖了不到一米深，就挖到了一具尸体。尸体已经高度腐烂，皮肤和肌肉都化成了黑褐色的黏液，裹在破烂的衣服里，只剩下一具白骨。法医蹲在旁边，小心翼翼地检查着白骨，过了好一会，才站起身对巴图说：“巴队，死者舌根处的骨头有骨折痕迹，应该是被人勒死的，死亡时间大概在一年前，跟张德月说的时间对得上。不过尸体腐烂太严重，没法直接确认身份，只能确定是女性。”
民警在尸体旁边还挖出了一张身份证，卡片已经被土浸得发皱，照片上的女人扎着马尾，笑容很干净——身份证上的名字，正是杨艳。
可光有身份证还不够，得确认这具白骨就是杨艳。巴图又派了一队民警去杨艳的老家——伊犁霍城县芦草沟乡，找杨艳的家人采集血液样本，然后把样本和白骨一起送到北京做DNA比对。
这一折腾，就是一个月。巴图每天都盯着手机，盼着比对结果出来。可就在这时，另一队查阿杰的民警带来了一个消息——阿杰死了，2007年4月28号，在一场醉酒斗殴中被人捅死了，尸体已经被他家人领回去埋了。
巴图心里“咯噔”一下——阿杰死了，还是在张德月被捕之后死的。张德月2007年3月就被抓了，一直关在看守所里，他怎么会知道阿杰死了？
难道是张德月早就知道阿杰死了，才故意把罪名推到他身上？毕竟死人不会说话，死无对证，警方就算想查，也找不到人对质。
可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看守所的记录显示，张德月被捕后，除了庭审时见过一次哥哥张德年，就只有张德年给他送过一次衣服，而且衣服都是经过民警严格检查的，不可能夹带纸条。张德月根本没机会接触外界，更不可能知道阿杰的死讯。
线索一下子断了。DNA比对结果出来了，确认那具白骨就是杨艳，可凶手阿杰已经死了，张德月的供词成了孤证——既没法证明他说的是真的，也没法证明是假的。
巴图盯着桌上的案卷，心里犯了难。难道张德月说的是真的？他真的只是帮凶，不是主谋？要是这样，那张德月还真能立功赎罪，说不定能免了死刑。
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张德月太镇定了，从他检举到现在，不管警方怎么问，他都能对答如流，一点慌乱都没有，就像是早就把说辞编好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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