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张德月却没接话,他只是抬了抬头,嘴角竟然勾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那笑容很奇怪,不是绝望,也不是悔恨,反倒像是藏着什么秘密。巴图心里“咯噔”一下——他见过不少死刑犯,临刑前不是哭爹喊娘,就是吓得尿裤子,从没见过像张德月这样,还能笑得出来的。
“不对劲。”巴图心里泛起一阵不安,他悄悄跟在法警后面,看着张德月被押上警车,往戈壁滩上的行刑地去。
行刑地在离市区几十公里的戈壁滩上,黄沙漫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法警把张德月押到指定位置,让他跪下。一名法警举起枪,枪口对准了他的后脑勺,手指扣在扳机上,只等命令下达。
“别开枪!我要检举!我要立功!”就在这时,张德月突然大喊一声,声音划破了戈壁的寂静。
所有人都愣住了——法警的手停在半空,负责监督的检察官也皱起了眉。只有巴图,心里那股不安终于落了地——果然,这小子没这么容易认命。
根据1997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罪犯在行刑前表明要检举揭发,必须立刻停止行刑,重新审查。法警只好放下枪,把张德月押上警车,又送回了看守所。
回到审讯室,张德月像是变了个人——之前的沉默全没了,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开口:“警察同志,我要检举!2006年8月,在89团十连的棉田里,有个叫杨艳的女人被人杀了!凶手是个叫阿杰的蒙古族青年!我知道尸体埋在哪!”
他说得很详细:杨艳和阿杰都是2006年去棉田采棉花的短工,两人在采棉的时候好上了,成了情侣。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吵了架,阿杰一时冲动,强奸了杨艳,还失手把她杀了。阿杰怕被人发现,就找他帮忙埋尸——当时戈壁滩的土太硬,阿杰一个人挖不动,就拿着刀子威胁他,他没办法,只好跟着阿杰把杨艳的尸体埋在了棉田的西北角。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巴图盯着他的眼睛,想从里面找出破绽。
“我之前不敢啊!”张德月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副“后怕”的表情:“阿杰手里有刀,我怕他报复我家人。现在我都要死刑了,也不怕他了,就想立功赎罪,争取个宽大处理。”
听起来天衣无缝,可巴图总觉得不对劲——张德月要是真知道这事,为什么不早说?非要等到行刑前才开口?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可怀疑归怀疑,线索还是要查。巴图立刻安排人手,兵分两路:一路跟着张德月去89团十连的棉田找尸体,另一路去查那个叫阿杰的蒙古族青年。
跟着张德月去棉田的民警,很快就有了发现。在张德月指认的位置,民警们挖了不到一米深,就挖到了一具尸体。尸体已经高度腐烂,皮肤和肌肉都化成了黑褐色的黏液,裹在破烂的衣服里,只剩下一具白骨。法医蹲在旁边,小心翼翼地检查着白骨,过了好一会,才站起身对巴图说:“巴队,死者舌根处的骨头有骨折痕迹,应该是被人勒死的,死亡时间大概在一年前,跟张德月说的时间对得上。不过尸体腐烂太严重,没法直接确认身份,只能确定是女性。”
民警在尸体旁边还挖出了一张身份证,卡片已经被土浸得发皱,照片上的女人扎着马尾,笑容很干净——身份证上的名字,正是杨艳。
可光有身份证还不够,得确认这具白骨就是杨艳。巴图又派了一队民警去杨艳的老家——伊犁霍城县芦草沟乡,找杨艳的家人采集血液样本,然后把样本和白骨一起送到北京做DNA比对。
这一折腾,就是一个月。巴图每天都盯着手机,盼着比对结果出来。可就在这时,另一队查阿杰的民警带来了一个消息——阿杰死了,2007年4月28号,在一场醉酒斗殴中被人捅死了,尸体已经被他家人领回去埋了。
巴图心里“咯噔”一下——阿杰死了,还是在张德月被捕之后死的。张德月2007年3月就被抓了,一直关在看守所里,他怎么会知道阿杰死了?
难道是张德月早就知道阿杰死了,才故意把罪名推到他身上?毕竟死人不会说话,死无对证,警方就算想查,也找不到人对质。
可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看守所的记录显示,张德月被捕后,除了庭审时见过一次哥哥张德年,就只有张德年给他送过一次衣服,而且衣服都是经过民警严格检查的,不可能夹带纸条。张德月根本没机会接触外界,更不可能知道阿杰的死讯。
线索一下子断了。DNA比对结果出来了,确认那具白骨就是杨艳,可凶手阿杰已经死了,张德月的供词成了孤证——既没法证明他说的是真的,也没法证明是假的。
巴图盯着桌上的案卷,心里犯了难。难道张德月说的是真的?他真的只是帮凶,不是主谋?要是这样,那张德月还真能立功赎罪,说不定能免了死刑。
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张德月太镇定了,从他检举到现在,不管警方怎么问,他都能对答如流,一点慌乱都没有,就像是早就把说辞编好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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