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而且这个宝贝，越分享越亮。”
几天后，苏北接到李想的电话。年轻的主席声音里有种抑制不住的激动：“苏老师，您知道‘深层观测权限’吗？”
苏北一愣。这个词，他好像在基金会的某次战略讨论中听过，但没太在意。
“是这样，”李想快速解释，“我们分析了基金会十五年的数据，发现一个现象：那些成长得最好的‘北翼学子’，往往不是单纯接受帮助的，而是很早就在项目中承担了某种责任——比如当小辅导员，帮老师整理图书，组织学习小组。”
他顿了顿：“所以我们在想，能不能建立一个更系统的机制，让受助者不仅仅是‘接收端’，而是从一开始就参与项目的设计、执行、评估？我们称之为‘深层观测权限’——给他们权限，去观察、分析、甚至改变他们身处的环境。”
苏北感到心跳快了一拍。这个想法，和他最近在村小学看到的自发行动，隐隐呼应。
“具体怎么做？”
“我们选了三个试点。”李想显然深思熟虑过，“一个在云南山区，让初中生参与设计家乡的生态保护方案；一个在江西农村，让高中生调研本地传统手工艺的现状和出路；还有一个……就在樟城，我们想支持村小学那个‘乡村记忆’小组，让他们系统地记录老手艺，并探索现代传承的可能。”
“需要我做什么？”
“需要您当顾问。不是指导，是陪伴——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提供经验，在他们走偏时温柔纠偏，最重要的是，在他们需要肯定时说‘我看到了，你们做得很好’。”
苏北沉默了。他想起老校长当年对他的信任，想起张翼一直以来的陪伴，想起王婆婆教沐阳编篮子时的耐心。原来，最好的支持，不是给答案，而是给空间，给信任，给“我看见你了”的确认。
“好。”他说，“但有个条件：我不做主导者。我只在场边，需要时递杯水，鼓个掌。”
“这正是我们希望的。”李想的声音轻松下来，“对了，沐阳可以参与樟城的试点吗？作为‘小小记录员’？”
苏北笑了：“得问他本人。”
晚饭时，苏北转达了李想的邀请。沐阳眼睛亮了：“我可以吗？我还小。”
“小有小的视角。”张翼给他夹菜，“你可以用画画记录，用简单的文字写感受。大哥哥大姐姐们做‘大记录’，你做‘小记录’，合起来才完整。”
孩子饭都顾不上吃了，跑去拿来自己的画本：“我已经画了周爷爷削竹子了！还有王婆婆编篮子！”
画本上，铅笔线条稚拙却传神。周老伯佝偻的背，专注的眼神；王婆婆布满皱纹的手，灵巧翻飞的草茎。旁边还有歪歪扭扭的注解：“周爷爷说，竹子要听声音。”“王婆婆哼的歌很好听，但我记不住调子。”
苏北和张翼相视一笑。这孩子，已经在用他的方式“观测”和“记录”了。
三月，“深层观测权限”试点悄然启动。没有启动仪式，没有媒体报道，只是几个年轻人——有“北翼学子”，有本地大学生志愿者——背着简单的设备，住进了村小学腾出的空教室。
他们的工作方式很特别。第一天，什么都不做，就是跟着孩子们上课、玩耍，和老人们聊天。第二天，开始帮忙——帮王婆婆理草，帮周老伯削竹，帮学校修坏掉的课桌。第三天，才小心翼翼地提出：“婆婆，能拍您编篮子的过程吗？我们想学。”
王婆婆一开始拘谨，对着镜头手都不知道该放哪。但拍着拍着，就忘了镜头的存在，回到她熟悉的世界里——选草、泡草、编底、立经、收口，每一步都从容而精准。嘴里还念叨着：“这种草韧性好，那种草颜色亮……以前啊，女孩子出嫁，要自己编一套嫁妆：篮子、席子、扇子……”
年轻的记录者们不只是拍。他们问问题：“婆婆，您妈妈是怎么教您的？”“现在还会用草编的东西吗？”“希望孩子们学到什么？”
问题简单，但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老人们讲起过去的日子——物质匮乏，但手艺让生活有了温度和尊严。一个草篮，可以换半斤盐；一顶草帽，能戴好几个夏天；一把蒲扇，扇过孩子的梦，也扇过夏夜的星空。
沐阳负责“儿童视角”部分。他用蜡笔画下看到的一切：周爷爷削竹子时额头的汗珠，刘爷爷编竹筐时专注的侧脸，李奶奶唱戏时眼角的皱纹。他还发明了“声音记录”——用爸爸的旧录音笔，录下编草时的窸窣声，削竹时的沙沙声，老人们哼唱的歌谣。
“爸爸，你听，”一天晚上，他播放录音，“这是王婆婆编篮子时哼的歌。我请音乐老师听了，她说是很老的调子，现在没人唱了。”
录音里，老人苍老的声音哼着无词的旋律，悠长，略带沙哑，像从很远的时间那头传来。背景是草茎摩擦的窸窣声，偶尔有孩子的笑声。
苏北闭上眼睛听。他仿佛看见很多年前的乡村，女人们聚在一起，一边做手工一边哼歌。歌声里有日子的艰辛，也有简单的快乐。这些声音，正在消失的边缘，现在被一个孩子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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