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涵回到驿馆时，天色已近黄昏。
他没有惊动旁人，径直进了书房，反手闩上门。窗外的余晖将房间染成暖金色，书案上堆积的卷宗投下交错的阴影。
他在案前坐下，铺开一张新纸，炭笔在指尖转了两圈。
开始梳理。
第一列：时间。从洪武八年市舶司首次出现“倭铜官收”记录，至十五年后戛然而止。
第二列：数量。二十七条记录，涉及铜料合计约一百六十箱，按每箱百斤估算，合一万六千斤。铁料、硫磺、硝石等未计。
第三列：处置方式。“官收”、“按例处置”、“转交有司”——全是模糊术语。
第四列：关联点。白岳潭私铸社（洪武八年取缔）、鄞县河湾地理特征、庆丰货栈夜运骡车、棚户区疤脸汉子与衔钱蛇标记。
炭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沈涵盯着这些数字和关键词，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一个轮廓：
一个早在洪武初年就已存在的走私网络，利用市舶司管理松散的窗口期，将海外流入的敏感金属原料截留。这些原料并未进入官方仓库，而是通过某种渠道，流向了白岳潭那样的隐秘加工点。
加工成什么？
他想起山阴“鬼哭涧”发现的那种奇异金属块——坚硬、轻盈、泛着暗银光泽，既非纯铜也非精铁，更像是某种合金。
还有那些“卍”字符号。
若“衔钱蛇”是组织标记，那“卍”字代表什么？宗教掩护？还是某种技术流派的标识？
窗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戌时了。
沈涵起身推开半扇窗，夜风带着凉意灌入。远处知府衙门的灯笼在夜色中摇曳，像某种无声的注视。
冯咏年……
这位知府在宁波任职已近六载。按朝廷规矩，地方官三年一考，迁转无常。能在宁波连任，要么政绩卓着，要么……根深蒂固。
沈涵从行囊中取出吏部编制的《职官录》，翻到宁波府一节。
冯咏年，洪武十四年任宁波知府，此前任杭州府同知。籍贯江西吉安，科举出身，履历清白。在任期间，宁波仓廪充实，民讼减少，考绩连续两年“上等”。
太干净了。
干净得像精心修饰过的账目。
沈涵合上册子，指尖无意识敲击桌面。他需要更多的数据——不是明面上的政绩，而是那些藏在缝隙里的东西：宁波府历年修河、筑堤、赈灾的工料明细；官仓粮食进出与市面粮价的波动关系；市舶司裁撤前后，地方税收的结构变化……
这些数据散落在各个衙门，若无知府首肯，极难调阅。
但或许，不必调阅。
沈涵目光落回那二十七条记录。这些残破的市舶司旧档能被保存下来，本就不合常理。按规矩，废档应定期焚毁。除非……有人刻意留存。
为什么？
一种可能是：这些记录本身就是账目的一部分——地下生意的暗账。
他重新展开那页洪武十年的记录，仔细端详那行潦草的“倭铜三箱，已按例处置”。墨色深浅不一，“处置”二字笔锋仓促，像是后来添补的。
若是暗账，这“按例”二字就有了解释——按地下网络的规矩处置。
那么，谁来记账？谁来对账？
沈涵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些记录可能不是市舶司吏员所写，而是网络内部的人，利用职务之便，在官方文书中嵌入暗码。
若是如此，记录中应该还有别的标记。
他再次埋首卷宗，这次不再看文字内容，而是专注笔迹、墨色、纸张折痕、任何微小的异常。
子时将至时，他终于有了发现。
在一条洪武十二年的铁料记录旁，纸张边缘有一个极浅的指甲印痕，呈半月形。另一条记录背面，用淡到几乎看不见的墨点，点出三个品字形小点。
还有一条，在“硫磺二十袋”字样下方，有人用指甲轻轻划了一道短痕。
这些痕迹太细微，若非刻意寻找，根本不会注意。
沈涵将所有带标记的记录单独抽出，共九条。他试图找出规律：时间？物资种类？数量？
都不是。
直到他将这些记录按时间顺序铺开，才注意到一个细节：九条记录的时间，全都集中在每月的初七、十五、二十三前后。
而这三个日期……
沈涵快速翻查黄历。初七——上弦月。十五——满月。二十三——下弦月。
月相。
潮汐。
他猛地站起，推开所有卷宗，铺开宁波沿海潮汐图。甬江口属不规则半日潮，每日两涨两落，但每月朔望前后，潮差最大，谓之“大潮”。
初七、十五、二十三，正是月相变化的关键节点，也是潮汐动力最强的时期。
如果走私船只要趁夜靠岸卸货，必然会选择潮水最有利的时机——大潮夜间，水位高，小船可深入内河，退潮时又能迅速撤离。
那九条带标记的记录，标记的可能就是“到货确认”。
而接收这些货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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