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春天，江南省委大院里的玉兰开得异常繁盛，一树树洁白的花朵在料峭春寒中倔强绽放，仿佛在呼应着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场同样热烈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突围战”。然而，在秦墨的办公室里，空气中弥漫的却是一种混合着油墨、烟味和凝重思考的复杂气息，与窗外的盎然春意形成鲜明对比。
巨大的办公桌上，左边堆着高耸的、来自各地市和企业的项目申报与紧急请示文件，右边则摊开着几份刚刚送来的、字迹潦草但内容触目惊心的“内参”和一线报告。阳光透过百叶窗，在红木桌面上切出一道道光暗分明的条纹，也照亮了秦墨紧锁的眉头和眼中锐利而疲惫的光芒。
他首先拿起一份来自省发改委的紧急报告。标题是：《关于部分地区“四万亿”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一哄而上、盲目铺摊子、前期工作薄弱、违规操作”等苗头性问题的紧急反映》。报告列举了三个典型案例：某市在土地指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强行上马五个大型工业园区，导致农民土地补偿纠纷频发；某县为争取交通项目，虚报车流量预测数据，并违规指定特定企业参与前期工作；还有一个地市，将本应用于民生保障的棚改资金，挪用于修建超标准的“形象工程”办公楼。报告最后用加粗字体写道：“……若不及时刹车，恐酿成新一轮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债务急剧攀升、社会矛盾激化之后果。基层‘等不起、慢不得’的焦躁情绪，与‘抢项目、铺摊子’的政绩冲动相互叠加，已对项目科学决策和资金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秦墨的拳头无声地握紧。他最担心的事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成现实。中央的“强心针”刚打下，兴奋剂带来的副作用就已经开始显现。他将报告放下，又拿起一份来自省国资委的密报，标题是：《关于“明州海工装备”项目投资方“海工投资”公司的补充调查报告》。报告证实了此前的怀疑：“海工投资”的复杂股权结构背后，确实隐藏着国际资本的身影，与郑国权关联密切。该公司宣称掌握的“国际先进技术”，实则为收购自欧洲一家濒临破产、技术已显落后的二流企业，其市场订单也多为意向性协议，水分极大。更关键的是，该公司近期正利用“四万亿”概念，在资本市场大肆融资，并试图通过利益输送，影响地方决策，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其最终目的，恐非实业，而是利用政策套利，并可能试图渗入我海洋工程战略领域。”报告结论冰冷而清晰。
“果然来了……”秦墨低声自语，眼中寒光闪烁。郑国权这只金融秃鹫，不仅没有在“四万亿”的声势下退缩，反而转换了策略，试图披着“投资实业”的外衣，钻进国家刺激计划的血肉之中，进行更隐蔽、更长远的利益攫取和战略渗透。
第三份材料，则让秦墨的心揪了起来。这是“长风科技”陈长风托人直接送来的手写信，字里行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焦虑和悲壮：
“……秦书记，冒昧来信。我们的芯片生产线正在爬坡，但国际原材料封锁加剧，特种气体和高端硅片价格又涨了三成，且有价无市。更令人忧心的是，我们研发团队的几名核心骨干，近日相继被几家突然拿到巨额国家项目、财大气粗的‘新基建’公司或地产集团背景的‘科技投资平台’，以数倍于现在的年薪挖走。对方甚至扬言，只要肯去，房子车子立刻配齐。我们的事业前景和团队情谊，在真金白银面前，似乎不堪一击。实业兴邦，但做实业，尤其是在此时做高风险的科技创新，为何如此之难？长风的现金流，最多还能支撑三个月。我们不怕竞争，怕的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信的最后，陈长风写道：“我们知道省里、国家现在有大事、急事。我们这点困难，本不该打扰您。但……芯片是信息时代的粮食，我们这代人如果造不出自己的好‘粮食’，将来是要饿肚子的，是要被人卡脖子的。恳请秦书记，在万千大事之中，还能记得我们这些在角落里，想为国家造‘芯’的人。”
秦墨将这封信反复看了三遍，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陈长风的困境，是“四万亿”浪潮下一个令人心痛的缩影——当海量资本和资源在政策的强力驱动下，疯狂涌向“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和短期内能快速拉动GDP的领域时，那些真正需要长期耐心投入、决定未来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反而可能面临被“挤出”、被“抽血”的困境。人才、资金、原材料，这些经济要素如水银泻地，总是流向短期收益最高的洼地。如果听任这种趋势发展，那么这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刺激”，很可能在拉动短期增长的同时，埋下长期结构失衡、创新乏力的种子。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清冷的春风吹进来，带着玉兰的芬芳，也带来了远处城市工地上隐约的机械轰鸣。那轰鸣声，此刻听在秦墨耳中，却像是一曲充满力量却又暗藏杂音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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