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北京，寒风已带着凛冽的意味。秦墨走出国家发改委大楼，手中紧紧攥着一份刚刚获得原则同意的批复文件——《关于支持江南省设立“产业振兴与风险化解特别基金”的复函》。文件不长，但字字千钧，不仅同意江南省扩大特别国债使用范围，更默许了省级政府在一定条件下介入地方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探索。更重要的是，随行的财政部领导私下表态，中央将协调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江南省重点企业和项目给予流动性支持。
这不是简单的输血，这是赋予了江南省在金融战场上自卫反击的武器。
“秦书记，回宾馆吗？”秘书小跑着跟上，呼出白气。
“不，去金融街。”秦墨拉开车门，“拜访几家总部在这里的银行，还有……联系一下那些长期投资中国、口碑较好的国际投资机构驻京代表，以我个人名义，邀请他们下午茶叙。”
“这……合适吗？”秘书有些迟疑。通常，这类敏感沟通需要通过正式渠道。
“非常时期，用非常之法。”秦墨坐进车里，面色冷峻，“郑国权能用谣言和做空报告在市场上攻击我们，我们就能用事实和诚意去争取朋友。市场不只需要恐慌，也需要信心。我们去播撒信心。”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秦墨如同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他拜会了四大国有银行总行负责人，不是乞求，而是展示江南省应对危机的详尽方案、企业分级名录、风险补偿机制以及……那份中央的批复。他坦诚危机之深，也展现决心之坚。他拜会了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等长期资本的管理人，推介江南省那些被错杀、但有核心竞争力的上市公司。他甚至在金融街一家不显眼的会所，与来自欧洲、新加坡的几家资深投资基金的中国区代表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闭门交流，出示了经第三方审计的关键数据，回答了每一个尖锐甚至苛刻的问题。
“秦先生，您坦诚得令人意外。”一位白发苍苍的新加坡基金负责人最后说道，“我们看到危机，也看到了你们应对危机的努力和章法。市场会惩罚投机者，也会奖励真正的价值。我们会认真重新评估江南省的投资价值。”
这些话，未必能立刻转化为真金白银的买入，但它们是种子，是打破郑国权们试图营造的“信息茧房”和“恐慌闭环”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在江南省，一场针对金融系统内部蛀虫的“清道夫行动”悄然展开。在掌握刘副行长铁证的基础上，纪委、公安、审计联合进驻多家银行省分行及地方金融机构，重点核查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重点帮扶企业的信贷审批情况。风声鹤唳，几个与刘副行长过从甚密、在信贷审批中故意刁难“白名单”企业的中层干部相继被带走调查。一场无声的整肃，在金融系统内部涤荡，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非常时期，谁敢背后捅刀、贻误战机，谁就是与全省人民为敌。
然而，郑国权的反击来得更快、更毒。
十一月中旬，一份长达五十页、数据详实、分析“严谨”的做空报告，通过数家境外有影响力的金融研究机构同时发布，目标直指“江州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江城投）及其发行的债券。报告声称，江城投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偿债能力存疑，其表外负债巨大，并暗示其与地方政府存在不当关联交易，违约风险极高。报告发布当日，江城投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券价格应声大跌，收益率飙升，多家持有其债券的机构投资者询问电话被打爆。更严重的是，报告引发连锁反应，市场上对江南省乃至更大范围地方融资平台的担忧情绪急剧升温。
“他在攻击我们的信用基础！”秦墨在连夜召开的紧急视频会上，一针见血，“攻击企业，伤及皮毛；攻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动摇的是根本信用。一旦地方债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融资功能瘫痪，我们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项目都会停摆，那才是真正的系统性风险！”
“必须立刻强力反击！”王哲市长急道，“发公告澄清，起诉做空机构！”
“发公告是必要的，但市场的疑虑需要用更硬的东西打消。”秦墨沉声道，“立即做三件事：第一，责成江城投，聘请国际顶级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资产、负债、现金流进行全面、透明、快速的审计，审计结果第一时间全文公布！第二，国资委、财政厅牵头，对全省地方融资平台进行紧急压力测试和风险排查，主动向社会披露总体安全状况。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目光扫过屏幕上的众人，“以省政府信用为后盾，宣布建立‘地方债稳定基金’，初期规模200亿，专门用于在市场上维护我省地方债的合理价格和流动性！告诉市场，江南省的信用，省政府用真金白银来扞卫！”
这是一步险棋，也是绝地反击。动用省财政资金直接干预债券市场，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也意味着将省政府信用与市场风险更直接地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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