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这座饱经战火洗礼的北宋旧都，在闯王大军的铁蹄踏入、福王府的财富被席卷瓜分之后，陷入了一段短暂而诡异的“平静期”。
烧杀抢掠的狂潮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刀锋胁迫下、建立在流沙之上的畸形繁荣。
街道上的血迹被黄土掩盖，坍塌的坊墙被草草修补。
商铺在士兵们的“保护”（实为变相勒索）下战战兢兢地重新开张，售卖着从富户家中抄没的绫罗绸缎、古玩玉器，以及日益紧缺的粮米油盐。
茶楼酒肆里，挤满了刚刚发了横财、挥霍无度的闯军士卒，呼喝划拳声终日不绝，与角落里那些面带菜色、眼神麻木的原住民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牛金星主导的新设“节度使司”衙门前的鸣冤鼓形同虚设，取而代之的是一车车从周边州县强行征调而来的粮秣物资，和络绎不绝前来投效、寻求一官半职的旧明降官和地方投机士绅。
一种虚浮的喧嚣，笼罩着城市。
空气中仿佛同时弥漫着酒肉的香气、铜钱的锈味、以及一丝若有若无、未曾散尽的焦糊与血腥。
这便是李自成大军在河南腹地短暂扎根后，所呈现出的鼎盛气象——一种用暴力掠夺而来的财富和权力强行堆砌出的、根基虚浮的海市蜃楼。
控扼枢纽，拥兵数十万，虎视中原，兵锋直指幽燕，大顺政权的声势，确然达到了自起兵以来的顶峰。
然而，在这看似烈火烹油的盛况之下，致命的裂痕与腐朽的暗流，已然开始悄然滋生、蔓延。
最先显露颓象的，是以刘宗敏为首的一批早期追随李自成的核心武将。
破洛阳，擒福王，缴获如山金银，巨大的胜利和突如其来的泼天富贵，如同最烈的酒，迅速麻醉了这些出身贫苦、在尸山血海中搏杀出来的悍将的神经。
刘宗敏本人，占据了原洛阳总兵府一座极尽奢华的宅邸。
昔日悬挂“忠勇”匾额的正堂，如今成了他日夜宴饮、喧哗取乐的场所。
来自福王府的佳酿如水般消耗，精美的瓷器盛着珍馐美味，却往往被粗野的手爪抓取得一片狼藉。
昔日一同冲锋陷阵的老营弟兄，如今环绕在他身边，话题不再是行军布阵、破敌攻坚，而是谁新纳了第几房美妾（多是掳来的官绅家眷），谁又得了怎样稀罕的宝玩，谁家宅子更阔气，排场更大。
军议常常在醉醺醺的状态下进行，决策也带上了浓厚的个人好恶和一时兴起之色。
上行下效。
各级将领纷纷效仿，竞相攀比享乐，霸占良田美宅，强索民间财物，甚至纵容部下扰民。
原本在流动作战时为生存而不得不维持的、相对严明的军纪，在巨大的财富和相对安定的环境下，迅速松弛下来。
军营中酗酒斗殴、聚赌滋事者日众，操练懈怠，昔日那支令行禁止、吃苦耐劳的虎狼之师，正在被糖衣炮弹快速腐蚀着战斗力。
刘宗敏偶尔听闻下属禀报军纪涣散之事，也只是挥挥手，醉眼惺忪地骂一句“球！
弟兄们拼命得来的富贵，享受些怎地？”，便不再深究。
在他看来，有数十万大军和苏俊朗不断造出的精良军械，横扫天下已是板上钉钉，些许享乐，无伤大雅。
与此同时，在福王府银安殿及周边新辟的衙署内，另一番“新朝气象”也在牛金星的精心经营下，迅速成型。
以牛金星为首的文官体系，在吸纳了大量投降的明朝旧吏和地方士绅后，迅速膨胀，变得羽翼丰满。
每日里，各色身着崭新或改制官袍的官吏们，捧着厚厚的文书卷宗，穿梭于一道道朱门之间，揖让进退，俨然恢复了旧日朝廷的几分体统。
算盘珠的噼啪声、宣读政令的抑扬顿挫声、以及官员们低声商议的嗡嗡声，取代了武将们的粗豪喧哗，成为权力核心区的另一种背景音。
牛金星端坐于“天佑殿”公案之后，处理着日益繁杂的政务：安民告示、粮饷调度、人事任免、劝降文书…他举止沉稳，神态威严，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前朝宰相的做派，极力将一种所谓的“秩序”和“法度”强加于这支脱胎于流寇的政权之上。
他深知，欲成大事，不能单凭武力，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行政机器，而这套机器的操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和他的文官集团手中。
他对苏俊朗的打压，对武将集团隐隐的轻视，皆源于此。
在他心中，唯有遵循儒家经典、恢复科举取士、建立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才是“天命所归”的正道，才是他牛金星名垂青史的基石。
文武两套体系，在洛阳这座临时都城内，并行不悖，却又隐隐较劲，分别朝着骄奢享乐和繁文缛节两个方向，加速滑去。
而端坐于这一切之上的李自成，一方面享受着权力带来的无上快感，另一方面，却也隐隐感到了某种…陌生的隔阂与失控的苗头。
武将们的跋扈和文官们的算计，都让他这个出身草莽的领袖，感到一丝不适与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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