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萧索。东北黑土地上，松嫩平原边缘的这个叫做“靠山屯”的小镇子，仿佛被时代的快车遗忘在了最后一站，只剩下满目的灰白和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镇子中心，那栋曾经最气派的红砖房子——靠山屯供销社，也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墙上用红漆刷着的“改制清算，全场处理”的标语，在凛冽的寒风中褪了色，像一道结痂的旧伤疤。
李秀兰裹紧了藏蓝色的棉袄，用那把磨得锃亮却依旧沉重的黄铜钥匙，打开了供销社那扇吱呀作响的木质大门。一股复杂的气味扑面而来——陈年的灰尘、受潮的纸张、残留的煤油味、咸菜缸子挥发出的最后一点咸腥，以及一种只有彻底失去人气后才会产生的、空寂的“老房子”味儿。这味道，李秀兰闻了近二十年，早已刻进了骨子里。如今，这味道也快要散了。
屋里光线昏暗，高高的窗户上积满了尘垢，只有几缕顽强的冬日阳光，挣扎着透进来，在布满脚印的水泥地上投下几块模糊的光斑。货架大多已经空了，露出底下粗糙的木格子。仅剩的一些商品——印着俗艳牡丹花的暖水瓶、搪瓷脸盆、成捆的解放鞋，都蒙着一层灰，无精打采地等待着未知的命运。柜台玻璃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里面曾经琳琅满目的纽扣、针线、橡皮筋，如今只剩下些零零碎碎。
秀兰是店里最后一个留守的店员。其他人，有的调走了，有的买断工龄自谋生路了，只有她，舍不得，也说不清是舍不得这份工作，还是舍不得这浸透了她小半辈子的地方。她拿起墙角的鸡毛掸子，习惯性地在空货架上掸了掸，灰尘在光柱里惊慌失措地飞舞。
清算组的负责人老赵说过，这几天会有县里物资公司的人来，把最后这点东西拉走，这房子，估计也要另作他用了。秀兰想着，心里头就堵得慌。她开始做最后的清理，把角落里那些平日里忽略的旮旯也收拾出来。
在最靠里、最阴暗的一个角落，货架与墙壁的缝隙里，秀兰发现了一个几乎与背景融为一体的物件。那是一个旧玻璃糖罐。不是后来流行的那种塑料糖果箱，而是早年间那种厚重的、带着磨砂花纹的玻璃罐子，罐口用一块暗红色的硬胶皮紧紧塞着。罐身上覆盖着厚厚的、绒毯一样的灰尘，几乎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秀兰心里“咯噔”一下。这糖罐，她有点印象，好像在她刚来供销社工作时就在那儿了，后来糖果都用透明的塑料包装纸，这种散装糖早就没了市场，这罐子也不知什么时候被遗忘在了这个角落。她费力地把罐子抱出来，沉甸甸的。用抹布擦去厚厚的灰尘，玻璃罐原本的淡黄色显现出来。她凑近了，透过有些模糊的玻璃壁往里看。
里面是大半罐水果硬糖。花花绿绿的糖纸大多已经褪色，粘连在一起，有些糖甚至直接裸露在外，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过于鲜艳的色泽，像是凝固了的、陈年的血。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几乎每一颗糖，无论是包裹着糖纸的还是裸露的，上面都长满了白绿色的霉斑。那霉斑不像寻常食物腐败时的那种软烂，而是一层细密的、绒毛状的东西，紧贴在糖粒表面，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一种诡异的、近乎莹润的光。
鬼使神差地，秀兰伸手去拔那罐口的胶皮塞子。塞得很紧，她用了好大力气，才“啵”的一声拔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瞬间弥漫开来——不是单纯的霉味，而是一种极其甜腻的、混合着浓重土腥气和某种陈旧药物味道的复杂气味，直冲鼻腔，让人有点头晕。
秀兰看着那些发霉的糖，心里五味杂陈。这糖，怕是比她的工龄还要老了。她记得自己刚上班那会儿，还是个姑娘家，也曾偷偷捏过一颗这样的水果糖，含在嘴里，甜丝丝的，能甜上好半天。那时候，这供销社多热闹啊，人声鼎沸，空气里都是鲜活的人间烟火气。
一种强烈的、近乎荒谬的怀旧情绪攫住了她。她想知道，这被时光遗忘的糖，是不是还残留着一点当年的甜味？她犹豫了一下，伸出手，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绒毛最密集的地方，从罐子边缘拈起一颗相对“干净”的、裸露的红色糖球。糖球入手坚硬，并没有因为年深日久而软化。
她把它放进了嘴里。
一股尖锐的、近乎暴力的甜味瞬间在口腔里炸开，甜得发苦，甜得腻人。紧随其后的，是那股在闻到时就已经领教过的、浓郁的陈腐土腥味，仿佛嚼碎了一块埋在潮湿坟土里多年的朽木。秀兰忍不住皱了皱眉，强忍着没有立刻吐出来。那味道顺着喉咙滑下去，留下一种难以言喻的异物感。
她最终还是把糖吐在了手帕里，包好塞进了口袋。心里却莫名地安定了一些，仿佛完成了一个什么仪式，告别了某种东西。她把糖罐重新塞好，放在了柜台下面，想着等最后移交的时候，一并处理掉。
那天晚上，秀兰睡得很不踏实。屯子里的冬夜，静得吓人，只有窗外北风卷着雪沫，一阵阵扑打在窗玻璃上，发出“沙沙”的轻响。她做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梦，梦里反复出现那个旧糖罐，罐子里的糖像眼睛一样，一眨一眨地看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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